非晚之声 天真之守——读蔡建和先生《非晚记》浅悟

文/刘志祥

与建和先生虽缘悭一面，然诗名久闻。早岁偶从网上读其《咏蝉》一诗，顿觉耳目一新。唐人咏蝉之作，向推虞世南、骆宾王、李商隐三家为冠——世南写其清华，宾王写其悲愤，义山写其孤高，皆以蝉自况，寄寓士人之品格。而建和先生此作，却别开生面：

耻作泥中物，趋炎欲驾空。

低飞攀大树，浅唱蹑高风。

饮露清名远，披绡宠态隆。

霜寒何太逼，遁影去无踪。

一个“耻”字，已将鄙弃泥土、厌恶底层的心态和盘托出；“趋炎”一句，更见其攀附之志。“攀”与“蹑”二字，写尽依附腾挪之态；颈联尤见锋芒——古人咏蝉，每以“饮露”象征清高，建和先生却借“饮露”以博清名、“披绡”以炫宠态，直指那些以清高自饰、以廉洁自炫，实则见风使舵、趋炎附势者流。尾联“霜寒何太逼，遁影去无踪”，写其见势不妙便销声匿迹的本相，一笔收束，讽喻之意昭然。此诗解构了绵延千载的咏蝉传统，将高洁符号翻转而为投机者的镜像，真可谓“于古典意象中开出现实锋芒”。

因诗及人，渐知建和先生乃湖南省诗词协会会长，退休前任职于市县及省直机关，与我同出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为恢复高考后首届弟子，竟有师兄弟之缘分及湖湘人之亲近。其半生宦海浮沉，晚岁卸任，得暇深耕诗词，遂有《非晚记》之问世。集中五百余首，取义于王勃“东隅已逝，桑榆非晚”，先生自解曰：“‘非晚’不是不服老，也不是心有不甘，而是想把晚年过得积极些、阳光些、快乐些，开启生活新的路程。”

然细读之余，我以为这部诗集最堪回味的，并非那些对山河新貌的热情讴歌，而是潜藏于咏史怀古、咏物感时之作中的现实关怀与人生智慧。数十年的政治阅历，赋予了他常人难及的洞察力，也淬炼了他下笔的分寸感——旧体诗词的讽喻传统，向来是在“温柔敦厚”的诗教框架内曲折达意的。

一、鉴古：在历史回望中追寻治理之道

建和先生的咏史诗，从来不是书斋里的纸上谈兵。他曾在地方主政、在省直机关供职，亲历过政策制定与执行的全过程，因而对“治理”二字的重量有着切身体认。当他回望历史人物时，目光便不自觉地落在那些超越时代的治理智慧与人生抉择之上。

先看《谒大禹陵》：

万古传遗范，安民治政先。

舍家诚可贵，疏堵更需研。

此诗前两句立论甚正，将大禹定位为“安民治政”的万古典范；第三句写其公而忘私之德，是传统咏禹诗的题中应有之义；然全诗重心落在了尾句“疏堵更需研”上——治水如此，治国何尝不是如此？一味“堵”的治理方式远逊于“疏”的智慧。这寥寥五字，将咏史诗从道德赞颂转向治理哲学的沉思。一个“研”字，更见思辨之力，仿佛在提醒读者：古老的治水经验，至今仍可为当代治理提供镜鉴。

再看《富厚堂前怀曾文正公》：

一生功过两难分，富厚堂前忆此人。

道德文章堪作范，权谋行止可封神。

独怜平寇空劳力，更叹忠君枉置身。

倘若清廷少残喘，中华或许早开新。

晚清以降，对曾国藩的评价始终聚讼纷纭。建和先生此诗，前半写其道德文章、权谋行止，可谓推崇备至；然颈联“独怜平寇空劳力，更叹忠君枉置身”，笔锋陡然一转——平太平天国、兴洋务运动，终不过是替一个行将就木的王朝“打补丁”罢了。尾联“倘若清廷少残喘，中华或许早开新”，更是以历史假设的方式，委婉道出对旧体制的深层反思：曾文正公再杰出，置于腐朽的体制框架内，其功业终究有限。这种思考，已超越一般咏史诗对人物功过的品评，而触及制度与个体的深层关系。

《再谒柳庄有感》则站在更佳的历史角度，写出另一番气象：

耕读乡关羡卧龙，志存高远起蒿蓬。

拾棺冀补金瓯缺，报国何图绝代功。

一纸科场浑不记，千钧硬核最当雄。

若无伯乐逢斯世，杨柳谁能称左公。

左宗棠一生，以“抬棺西征”收复新疆最见风骨。“拾棺冀补金瓯缺”一句，写其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决绝；“一纸科场浑不记”则暗指左氏会试屡败、仅以举人终身的际遇——功名不足论，真本事才是立身之本。“千钧硬核最当雄”，七字写尽左公的实干精神。尾联“若无伯乐逢斯世”，将左宗棠的成功归因于时代机遇与识才者的遇合，识见尤为通透。此诗与《富厚堂前怀曾文正公》对曾国藩的反思形成对照：同是晚清名臣，一重制度之困，一重机遇之要，两相并观，可见建和先生咏史视角之多元。

《仰陶澍》一诗虽短，却别有深意：

破梏行盐利万方，首开风气领湖湘。

渌江还记当年事，夜半虚怀识栋梁。

陶澍是晚清经世派先驱，在盐政改革上多有创举。“破桔行盐”指其破除盐政积弊，“首开风气领湖湘”则点出其在湖湘人才群体中的开山地位。转合“绿江还记当年事，夜半虚怀识栋梁”，用的是陶澍夜半延见后辈、识拔人才的典故。全诗不写其功业之显，而写其识人之明，这与《再谒柳庄》“若无伯乐逢斯世”形成呼应——建和先生似乎特别关注“发现人才”与“成就人才”这一命题，这大概与其多年从事组织工作的经历有关。

《西湖咏怀》将历史反思的视野投向更广阔的空间：

渺渺烟波天地融，寻踪访胜动情衷。

双堤德政芳流远，一塔强权恨未穷。

楼外笙歌埋祸乱，坟前铁像识奸忠。

千年兴废凭谁问，独向孤山听晚钟。

“双堤”指苏堤、白堤，代表造福百姓的德政；“一塔”指雷峰塔，象征强权的压迫。“楼外笙歌埋祸乱”化用林升“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暗讽偏安苟且之态；“坟前铁像识奸忠”则指岳坟前的秦桧跪像，忠奸之分，千年不磨。尾句“独向孤山听晚钟”，孤山乃林逋隐居之地，诗人于历史喧嚣中转向寂静，仿佛在说：功过是非，终将沉淀于时间的钟声里。

至于《读王安石〈明妃曲〉有感》三首，则将咏史的目光投向更为幽微的人心与制度层面：

一

莫云枉杀毛延寿，纵剐千刀恨未消。

世上若无容佞处，明珠哪得弃荒寥。

二

若使明开竞秀台，昭君安得没尘埃。

无人能掩春风面，遍洒阳光沐俊才。

三

画师命丧理当裁，谁叫丹青染雾埃。

若不寻根清弊窦，后人复为后人哀。

三首诗围绕王昭君故事展开层层递进的思辨。其一开篇翻王安石“当时枉杀毛延寿”诗意，说杀得应该，但诗人未止于此，后两句将矛头指向滋生佞臣的体制土壤：“世上若无容佞处，明珠哪得弃荒寥”——画师不过是制度性腐败的替罪羊，真正的病灶在于“容佞”的环境。其二以假设推演：“若使明开竞秀台，昭君安得没尘埃”——如果选拔机制透明开放，明珠何至于埋没荒远？“无人能掩春风面，遍洒阳光沐俊才”，春风喻公正之制，阳光比清明之政，将人才问题从道德评价提升到制度设计的层面。其三以“若不寻根清弊窦，后人复为后人哀”作结，指出不根除制度积弊，悲剧将一再重演——这已不是对单个历史事件的感慨，而是对历史循环律的冷峻揭示：后人复哀后人，正是制度性缺陷的代际传递。

三首诗环环相扣：第一首问“谁之罪”，第二首问“如何改”，第三首问“何时休”。建和先生的目光从个体（毛延寿）到制度（容佞之处），再到历史循环（后人复哀），层层深入，最终指向那个亘古的追问：何以跳出“后人复哀后人”的怪圈？此种思辨的深度与系统性，已然超越了传统咏史诗“借史抒怀”的单向抒情，而进入历史哲学的领域。

由上观之，建和先生的咏史诗，他不是在书斋中想象历史，而是带着数十年从政经验去叩问历史。这种“经验性”的介入，使得他的历史书写不同于一般文人的感怀——他关心的是“疏堵”之策、“识才”之道、“制度”之困，以及制度与个体之间那层“后人复哀后人”的循环。这些都是政治实践中最切近的命题。此种写法，上承左思《咏史》八首“借史咏怀”的传统，下启“以史为镜”的现实关怀，其深意不在言辞之激烈，而在对照之真切。

二、观物：在寻常物象中洞见人心幽微

如果说咏史诗体现了建和先生的历史洞察力，那么咏物诗则展现了一种更为隐蔽却同样犀利的观察视角。刘勰《文心雕龙·比兴》云“比类虽繁，以切至为贵”，又云“兴则环譬以托讽”。建和先生的咏物诗之“切至”，不在物象之纤毫毕现，而在意理之鞭辟入里。他笔下的物象，不再是传统文人借以自况的抒情道具，而是经过冷静审视、重新估值的文化符号。

前文所引《咏蝉》，已将传统的高洁象征翻转而为投机者的画像，再看《咏柳》：

少尔难成景，声名天下闻。

春来枝早秀，寒至叶争分。

空有擎天盖，却无承重筋。

娉婷诚可爱，只配作风裙。

此诗结构精妙，呈现出一种辩证的审视。“少尔难成景”以肯定开篇，承认柳树在园林景观中的不可或缺；颔联“早秀”“争分”，一“早”一“争”，暗示了凡事抢先、不甘人后的生存策略；颈联“空有擎天盖，却无承重筋”为诗眼——树冠虽大，木质疏松，不堪承重，“空有”与“却无”形成强烈反差；尾联“娉婷诚可爱，只配作风裙”，给出判断：美丽而无实用，便只能沦为装饰。全诗由肯定走向否定，由赞美走向审视，观察的不仅是柳，更是那些外表光鲜、占据高位却无承重之能、无担当之实的现象。

值得注意的是，建和先生并非一味“解构”，当他面对那些真正具有内在品质的物象时，笔调便转为温和与敬重，譬如《咏桂》：

不恋琼楼玉宇乡，甘临尘世送祯祥。

严寒未改常青色，佳日还输遍地香。

羞在云端争异彩，乐持低态掩芬芳。

林林众绿真君子，一见清姿宠辱忘。

“严寒未改常青色”写其坚韧，“羞在云端争异彩”写其谦退，“乐持低态掩芬芳”更见不事张扬的品格。尾句“一见清姿宠辱忘”，将桂树提升到令人忘怀得失的精神高度。此诗与《咏蝉》《咏柳》形成鲜明对照——冷峻讽刺与温和褒扬并存，可见建和先生咏物并非一味翻案，而是建立在对事物本质的准确判断之上：攀附者当讽，谦退者当扬。

《霜叶》一诗，尤其值得细品：

冻云欲坠万枝斜，不尽西风遍地夸。

霜叶明知零落近，笑将余力作红花。

杜牧“霜叶红于二月花”，写的是色彩之艳、秋景之美；建和先生却写“霜叶明知零落近”——明知生命将尽，却依然“笑将余力作红花”。一个“笑”字，写出了一种从容赴死的达观，更暗含“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况味。“零落近”与“作红花”之间的张力，将晚岁的生命状态描绘得既悲壮又温暖。此诗与《非晚记》书名“桑榆未晚”的意旨遥相呼应——晚岁不是终点，而是另一种绽放。

《题红枫》则着眼于“藏”与“露”的辩证：

长在林丛里，高低无所争。

寻常难看见，寒到露峥嵘。

前两句写红枫混迹杂木之中，不事张扬、不争高低的常态，“无所争”三字点出其谦退自守的品性。后两句于“寻常”与“寒到”的铺垫中骤然发力——“露峥嵘”三字既是霜寒逼迫下的被动显现，更是内在气质在关键时刻的主动绽放。此前越是“寻常难看见”，此刻的“露峥嵘”便越具震撼力。此种“寻常”与“峥嵘”的辩证，正是对“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的古训的诗意诠释。在崇尚自我营销、鼓吹“人设”的当下，这种“不争”而后“露”的价值取向，构成了一种沉静的提醒。

《说龙》虽非严格咏物，却同样体现了建和先生对文化符号的思辨：

谁能有幸识尊容，亦幻亦真千古崇。

身上若无中国印，世人兴许就当虫。

首句写龙的神秘与不可见，“亦幻亦真”则道出了龙作为神话符号的虚妄性与崇高感并存的特殊属性。第三句“身上若无中国印”陡然转折，将“龙”从神话符号还原为文化建构——龙之为龙，不因其生物属性，而因其被赋予了“中国印”的文化认同。尾句以“虫”与“龙”对举，若剥离了文化赋权，至尊的“龙”与卑微的“虫”并无本质区别。此诗揭示了文化符号背后深厚的集体认同——某种意象的崇高地位，归根结底来自特定文化共同体的历史积淀与情感凝聚。

读罢这几首咏物诗，会发现建和先生在蝉的依附、柳的空大、桂的谦退、枫的从容、龙的虚妄之间，完成了一场系统性的“古典意象重估”。他不再只是借物自况的抒情主体，而更像一位冷静的文化观察者，将那些被历代文人供奉起来的“清高”“孤傲”“美丽”一一拆解，追问其真实质地。两重观察——一重指向社会人格，一重指向文化认知——交汇处是一种深沉的理性精神：他不相信任何未经审视的道德标签，也不接受任何不经追问的文化权威。

三、知时：在时代脉动中感知变与忧

建和先生的现实书写，并非一味怀古或咏物，他同样关注当下的时代脉动。这种关注呈现为两种面貌：一是对新气象的由衷赞美，二是对隐忧的敏锐捕捉。二者并存，方显出一个过来人的清醒。

先看他对时代新貌的书写，譬如《西江月·车行安化途中》：

路转峰回天外，桥悬虹渡云中。山高路畅跃葱茏，时见游旌舞动。

客自神州南北，茶销丝路西东。千年古道展新容，都说交通圆梦。

此词写安化山区交通之变。安化古属梅山蛮地，山高路险，自古为封闭之区。而今“桥悬虹渡云中”，天堑变通途；“客自神州南北，茶销丝路西东”，黑茶借现代物流远销海外。“千年古道展新容”一句，将历史纵深纳入其中，新貌之下有旧影，顿增厚重感。

《秋日泛舟南洞庭湖上》则写生态之变：

汀渚芦花放，川流奔大荒。

江豚追浪跃，鸥鹭贴波翔。

水碧云帆远，天蓝日月彰。

盈眸皆好景，未见古贤伤。

江豚曾一度濒临绝迹，如今重现洞庭，“追浪跃”三字写出其活泼生机；“水碧”“天蓝”二句，点出生态治理的成效。尾句“未见古贤伤”暗用杜甫“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的苍茫之感——古人临洞庭多悲慨，而今人见到的却是澄明景象，读来令人欣慰。

《谷雨后赴开慧村采风途中》则是一幅乡村振兴的速写：

青山横旷野，白水淌云霞。

雨琢荷塘玉，风吹田垄纱。

铁牛犁浪涌，瓜叶上竿斜。

院静闲花落，人忙犬护家。

“铁牛犁浪涌”写农业机械化，“瓜叶上竿斜”写种植产业的兴旺；“人忙犬护家”一句，于忙碌中见安宁，整个乡村图景既有活力又不失静谧。建和先生出身农家，对土地的变迁有着天然的敏感，他笔下的乡村新貌不是从车窗里瞥见的风景，而是带着体温的凝视。

至于《定风波·贺首届湖南乡村诗词大会终评结束有作》更见其对诗词事业的热忱：

玉露金风稻果香，乡村诗会运筹忙。山水田园皆是律，挥笔，农夫大地写诗行。

四海云笺飞雪样，天量，珠玑玳瑁竞争光。佳作淘来同赏析，喜极，谁言今世不如唐？

“山水田园皆是律”将自然景物纳入诗的韵律，“农夫大地写诗行”则赋予劳动者以诗人的身份——这已超越了传统文人“悯农”的视角，而进入“与农同咏”的境界。尾句“谁言今世不如唐”，豪气之中带着一份文化自信，却也暗含一种使命感：盛世须有盛世的诗篇。

然而，建和先生的目光并不止于赞美。他同样关注时代大潮中那些被裹挟的个体，他在《快递小哥》一诗写道：

来回串街巷，送货不嫌偏。

方便城乡客，融通天下缘。

奔忙无日夜，服务尽周全。

只望风评好，东家勿扣钱。

前六句写快递小哥的辛劳奔波，“不嫌偏”“无日夜”“尽周全”，皆是褒扬之语；尾句却陡然一转——“只望风评好，东家勿扣钱”，这个朴素的愿望，道出了新业态从业者的隐忧：好评如潮的背后，是对“差评即扣钱”的深层不安。全诗由赞美而终归于体恤，由外部观察而深入到内心世界，其人文关怀正源于此。

《鹊桥仙·七夕》（其一）则触及城乡之间的婚恋困境：

城中剩女，乡间光棍，忍顾鹊桥飞峙。牛郎织女尚相期，望月处、秋风又起。

韶华易逝，良缘难遇，唯盼星河界弭。网桥更比鹊桥宽，畅聊处、终成连理。

上阕写“城中剩女”与“乡间光棍”的双重困境，以牛郎织女尚且一年一会的反衬，写出当代婚恋之难；“秋风又起”四字，于写景中透出苍凉。下阕“韶华易逝，良缘难遇”直抒感慨，然尾句“网桥更比鹊桥宽，畅聊处、终成连理”却以现代科技为出路——虽带几分戏谑，却也透出一种乐观：问题虽然存在，但并非无解。这种“忧而不伤”的笔调，正是建和先生现实书写的一贯风格。

《大暑后四日回常德途中忽遇大雨》则见出诗人对农事的关切：

阵雨时临暑热天，催肥庄稼不收钱。

上苍亦有悯农意，且遂人情送稔年。

酷暑之中忽遇阵雨，诗人心生欢喜，因为“催肥庄稼不收钱”——这欢喜里没有文人的闲情逸致，只有农家子弟对土地收成的本能牵挂。尾句“上苍亦有悯农意”，将自然现象拟人化，赋予其道德情感，一片仁民爱物之心，跃然纸上。

再来读读《渔夫》，更可见建和先生的敏锐洞察和诗意表达：

昔作江湖客，今成掌勺人。

乌蓬摇旧梦，篙桨晒衣巾。

遥望水天色，近观餐桌宾。

唯期多节假，小店四时春。

此诗写长江禁渔背景下一代渔民的生计转型。“昔作江湖客”与“今成掌勺人”对举，捕鱼已成旧梦，开店方为现实；“乌蓬摇旧梦，篙桨晒衣巾”，昔日谋生工具如今闲置晾晒，一个“晒”字，写尽时代更迭中个体命运的被动流转。“遥望水天色”是回望，“近观餐桌宾”是低头——从仰望江湖到俯身烟火，不过一转身的距离。末句“唯期多节假，小店四时春”，期盼假日带来客流，小店得以维持，其生计之艰，在“唯期”二字中不言自明。渔民的“上岸”不是主动选择，而是时代使然，那种对江湖的眷恋与对现实的无奈，尽在“遥望”与“近观”的对峙中悄然流露。

由上观之，建和先生对现实的书写，其动人之处在于一种“清醒的温情”——他既不回避问题，也不渲染悲情；他赞美时代的进步，却不忽视进步的代价；他看到乡村的空洞，却仍以“外来客”的身份反复重返。《春访农家》“惊禽不识外来客”，《清平乐·走村》“稚犬怯追来客”，“外来客”三字的反复出现，道出了一种“回不去的故乡”的普遍感受——他不说故乡变了，只说自己成了客；不说乡村空了，只说犬吠怯追来。这种“在场而不在”的微妙位置，恰好构成了对当代城乡关系的诗意呈现。

四、自守：在人生回望中安顿身心

建和先生晚岁的诗作中，最见性情的当属那些自省自守的篇章。孔子曰“君子求诸己”，孟子曰“反身而诚”，中国诗歌传统中自省一脉源远流长。屈原《离骚》“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已将个人身世与家国融为一炉；陶渊明归隐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则开启了以自守对抗世俗的另一种路径。建和先生的自省之诗，因其特殊的官场经历而别具深意——他不是在书斋中想象宦海，而是在沉浮之后以诗回望人生，其自省的深度和精度，非过来人不能道。

《致仕喜归》一诗，将自省升华为一种圆融的生命态度：

致仕归微径，风和鸟语亲。

平生无壮举，久宦总天真。

曾羡七贤客，今成五柳邻。

且赊篱下土，乐做护花人。

“久宦总天真”五字，分量极重——“总”字强调“天真”贯穿了整个仕途，表明宦海半生而初心未改。“无壮举”是自谦，却也暗含对“壮举”标准的重新定义：在权力场中不迷失，或许比轰轰烈烈更为艰难。“曾羡七贤客，今成五柳邻”，从仰望到比邻，心境的转变尽在二字之间。“乐做护花人”与《咏梅》“为唤百花来，何愁形影只”遥相呼应——不论在朝在野，“护花”的初心不变。陶渊明归隐后“采菊东篱下”，建和先生“护花篱下土”——从“采”到“护”，一字之变，折射出两种人生态度：陶渊明是取，建和先生是予。

《寄语选调生》则见出先行者对后来者的殷殷期许：

莫道宦途尊与荣，春花秋月亦心惊。

万家灯火需呵护，一地兴衰仰拓耕。

种得庭前桃李艳，休贪蹊下果香生。

平流暗险寻常见，守住勤廉锦绣程。

“万家灯火需呵护”写为官者的责任，“休贪蹊下果香生”写防微杜渐的警惕，“平流暗险寻常见”更道出仕途之中暗流汹涌的清醒认知。“守住勤廉”四字，既是嘱托，也是自况——一个“守”字，道出了为官最难的品质，既要进取，更要坚守。

《寄后辈》则更见通达，以长者之智告诫苍黎与官衔孰重孰轻：

人生苦旅若攀岩，步步维艰实不凡。

志在云天长养德，身行江海敢扬帆。

水深浪阔稳司舵，日丽风和谨避谗。

但愿苍黎多笑脸，何须攘攘为头衔。

“水深浪阔稳司舵”写逆境中的定力，“日丽风和谨避谗”写顺境中的警觉——这并非圆滑的处世哲学，而是过来人对“平流暗险”的真切体认。尾句“但愿苍黎多笑脸，何须攘攘为头衔”，将“苍黎”置于“头衔”之上，一种超越功利的人生观跃然纸上。

《江城子·回湖南省社院》则是一首充满感慨的回望之作：

十年辛苦本寻常，走三湘，久奔忙。无愧初心，三省亦彷徨。纵使无闻犹不悔，情未改，体还康。

归来已是鬓如霜，小园芳，巧梳妆。昔植春苗，今已绿成行。漫步林荫频顾盼，人不识，又何妨。

此词写重返工作故地之感，“十年辛苦本寻常”一句，将漫长岁月轻轻带过；“无愧初心，三省亦彷徨”则写出一种复杂的心态——自信与自省并存，坚定与犹疑同在。“昔植春苗，今已绿成行”，以植树喻育人，既是实写，也是象征；尾句“人不识，又何妨”，一种“功成不必在我”的豁达，正是“非晚”心境的最佳注脚。

《定风波·二胡首演》则展现了另一番晚景趣味：

七月星城火焰飘，胡琴专演热情烧。首与名师同出镜，还幸，都夸南郭未抛锚。

岂叹人生难再少，何恼，童心不老自逍遥。向着明天追雅趣，学曲，管他袅袅与嘈嘈。

“南郭”典出滥竽充数，先生以自嘲之笔写初次登台的忐忑；“童心不老自逍遥”则直承《也过儿童节》“童心不老岁难老”的意趣。“管他袅袅与嘈嘈”，化用白居易“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却反其意而用之——不管演奏水平高低，只要内心自在便好。这种“放下”的洒脱，正是“非晚”二字的真谛。

《癸卯重阳感怀》则将自守化为一种生活情趣：

满屏微友贺重阳，我道年轻体正康。

岁月天增拦不住，童心已驻任由长。

穷游山水身行健，沉醉诗书意气扬。

四季轮环皆好景，秋红零落亦华章。

“童心已驻任由长”是对“老去”的主动超越——年龄可以增长，童心却可以永驻。“秋红零落亦华章”与《霜叶》“笑将余力作红花”同义，都是对晚境的肯定：零落不是终结，零落本身即是一种华章。

建和先生的自省诗，呈现的是一种“回望中的坚守”。与一般归隐诗的淡泊自守不同，他的自省始终保持着对“来路”的清醒回望——“久宦总天真”是对宦海生涯的整体审视，“曾羡七贤客”是对精神追求的自我确认，“乐做护花人”是对生命价值的主动交付。他的自省不是逃逸式的遗忘，而是介入式的超越：他以“天真”二字为自己数十年的仕途作结，这既是一种个人道德的确证，也是一种对生命本真的坚守。

五、余论：从政余事 诗心不老

综观《非晚记》中的诗作，建和先生的现实关怀与人生智慧呈现为三个递进的层次：其一，以古鉴今，借历史经验言说治理之道——从大禹的“疏堵”到曾国藩的制度之困，从左宗棠的“伯乐”之遇到陶澍的识才之明，这是从政经验的诗化表达；其二，对文化符号的重新审视，以冷静的思辨之力对“常识”进行再思考——《咏柳》剖析空大之弊，《咏桂》褒扬谦退之德，《霜叶》翻新零落之悲，这是认知层面的现实关怀；其三，内外兼修的双重自守，既指向社会与历史，也指向自身——从“久宦总天真”的自许到“但愿苍黎多笑脸”的期许，从“护花篱下土”的交付到“童心已驻任由长”的达观，这是精神层面的安顿之道。三个层次层层递进，从治理之道到认知之清再到人格之守，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诗学精神结构。

当然，白璧亦有微瑕。若总体观之，建和先生诗作的不足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其一，偶有山水纪游之作在语言上未能摆脱前人窠臼，以“瑶池”“仙境”作比——如《泸沽湖》“疑是瑶池下九天”——此类表达虽唯美，然缺乏对具体景观的独到发现。古人写山水，贵在“搜求于象，心入于境”（王昌龄《诗格》），即在物象与心境之间找到独特的契合点。建和先生那些最见功力的诗作，如《霜叶》《咏桂》等，恰恰是因为找到了“物”与“我”之间的独特关联，而不流于泛泛的景物铺陈。

其二，少数应制酬唱之作稍欠深度，如《定风波·贺首届湖南乡村诗词大会终评结束有作》，虽有“谁言今世不如唐”的豪气，但整体格局稍显局促，未能像《快递小哥》《渔夫》那样深入到人与时代的复杂关系之中。白居易论诗倡“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强调诗歌要有“为时”“为事”的具体指向；应制之作若过于空泛，即便辞藻华美，也终觉隔了一层。

不过，这些显然只是煌煌五百余首中的偶见，无损整体之光彩。倒是那些咏史、咏物、感时之作，因其带着数十年人生阅历的体温，反而更见深度与力度。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种反向的规律：凡建和先生以个人经验为底色的作品——无论是从政经验之咏史诗、观察经验之咏物诗，还是生命经验之自守诗——往往比那些“无我”的山水应酬之作更为动人。这恰恰印证了钟嵘“气之动物，物之感人”的古训：诗之所以动人，正在于“我”之存在。

建和先生半生从政，晚岁以诗自娱。钟嵘《诗品序》云“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权力的退场为思想的自由让出了空间，而数十年的政治阅历则为他提供了洞察世事的资本。那些在仕途中不便直言的话、不曾直面的思虑，如今终于借诗言志。他在这条“新路”上写下的观察之诗、警醒之句，或许比那些山水田园的赞美诗更加贴近一个退休官员的真实精神世界——毕竟，只有对这个世界仍然抱有期待的人，才会不厌其烦地为它记录变迁、思考得失。

文章最后，笔者不免班门弄斧，谨以《读蔡建和先生〈非晚记〉有赠》，向同门师兄致敬：

岳麓同门忆旧游，羡君椽笔写春秋。

曾从棠荫知民瘼，更向桑榆证道谋。

咏物每翻前代案，感时犹替往贤愁。

编成非晚心难老，清气长留橘子洲。

2026年9月5日定稿于河源古竹越王山下

【作者简介】刘志祥，湖南新邵人，笔名风尘儒侠，2000年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中文基地班，2005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现供职于深圳广播电影电视集团。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中华诗词学会海峡诗词研究院副院长、深圳市长青诗社常务副社长。著有《谢希德传》《儒侠次韵集》《儒侠诗话》《老农新韵一生藏——岭南诗学视域下的黄重远诗词研究》，主编《南天湖诗词选》《姜祚正的奇趣人生》，评析《养拙诗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