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79年秋，山西太原化工厂，梁兴初听到一个消息：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副书记黄克诚，已经过问他的历史问题，并要求有关方面尽快结束审查。多年沉重的压力，突然出现了一个可以申辩的出口。
梁兴初没有耽搁。他明白，材料能否及时送到黄克诚手中，关系到问题能不能被完整了解。于是，他请人代笔，重新口述经历，把有关情况一件件讲清楚，形成一份申诉材料。
材料写好了，难处却接踵而来。
当时的梁兴初身份特殊，不能像普通人那样直接进京递交文件。他把希望寄托在妻子任桂兰身上，叮嘱她到北京后，先找原第38军第112师的老同志帮忙打印，再设法转交黄克诚。
任桂兰到了北京，事情并不顺利。有人同情，却不敢出面；有人愿意听，却不愿替他递材料。黄克诚是中央领导和老一辈革命家，想直接见到他，并非一封信、一个熟人就能办成。材料卡在手里，任桂兰一时没有办法。
她最后想到了吴信泉。
这个名字，对梁兴初一家来说并不陌生。两人都是1912年出生，都参加过中央苏区时期的革命斗争，抗日战争时期又在八路军第115师系统内并肩作战。解放战争中，梁兴初曾任第一纵队副司令员、第十纵队司令员，吴信泉也担任过第二纵队副司令员，彼此了解很深。
真正让两人的关系经受检验的，是朝鲜战场。
1950年11月至12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发动第二次战役。第一次战役中，第38军因行动迟缓，没有完成预定任务，彭德怀在作战会议上严厉批评梁兴初，甚至称他为“鼠将”。这番话传开后，梁兴初承受了很大压力。
吴信泉当时是第39军军长，对老战友的处境看得清楚，却没有用空泛的话安慰。他知道，战场上的失误必须承担，部队也必须用新的战果说话。第二次战役，第38军在清川江地区连续作战，打出了令志愿军总部和各部队刮目相看的战绩，彭德怀后来称其为“万岁军”。
战役结束后，吴信泉向梁兴初表示祝贺。梁兴初却没有把功劳全揽在自己身上，反而说：“39军打得也很出色。”两支部队在战场上互相配合，两个军长也在荣辱之间保持着难得的信任。
这种信任，早在战场之外就有过一次考验。
1958年，两人同在军事学院学习。吴信泉曾因直言谈到“密植农业”的问题而受到牵连。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这类意见很容易被上纲，吴信泉一度陷入被动。梁兴初没有急着撇清关系，而是出面说明情况，替老战友讲了公道话。事情过后，他还邀请吴信泉到广州走走，帮助他缓解压力。
所以，任桂兰带着材料登门时，吴信泉没有反复权衡，也没有追问会不会给自己添麻烦。他接过材料，直接说道：“没事，我现在就送过去。”
任桂兰仍有顾虑，担心有人议论，说吴信泉不该替处境特殊的老部下递信。吴信泉听后只是摆摆手：“我们都是襟怀坦荡的人，别人愿意说什么就说什么，老梁的事情，我不能不管。”
随后，他设法联系黄克诚，将梁兴初的材料送了上去。黄克诚与吴信泉早年同属新四军第三师系统，对这位部下的经历和性格并不陌生。材料递到能够真正处理问题的人手中，梁兴初才算获得了完整说明情况的机会。
在黄克诚过问和推动下，梁兴初的问题后来得到处理，相关结论也作了相应调整。对梁兴初而言，那份材料并不只是为个人申辩，更是把多年未能说清的事实重新摆到案头。对吴信泉而言，送材料也不是一句客套话，而是战火年代结下的交情，在关键时刻必须落到行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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