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861年11月，北京。恭亲王奕訢站在肃顺被押解回京的队伍旁，清楚地知道，自己已经把命运押在了两宫太后身上。几个月前，他还是被咸丰皇帝冷落的亲王；此刻，却成了新政权不可缺少的支柱。
这场变化，源于咸丰皇帝的突然去世。1861年8月22日，咸丰病逝于承德避暑山庄，临终前安排载垣、肃顺等八人为顾命大臣，又让慈安、慈禧以印章共同约束朝政。
看似周密，实则漏洞百出。八大臣掌握了诏令和军政，孤儿寡母却缺少实际支持。更关键的是，奕訢当时人在北京，拥有宗室身份、军机经验，也得到不少官员和外国使节认可。
慈禧通过太监安德海与奕訢取得联系，又利用皇帝灵柩回京的礼制制造时间差。载淳和两宫太后先行回京后，奕訢迅速参与部署，随后发动政变。载垣、端华被赐死，肃顺被押赴处决，年号由“祺祥”改为“同治”，这便是辛酉政变。
有人把奕訢视作慈禧夺权的帮手。这个判断并不算错，但还不够完整。对奕訢而言，除掉八大臣并非单纯为了拥护慈禧，更是因为他需要一个能够运转的中央政府。第二次鸦片战争刚刚结束，太平天国仍未平定，清廷已经经不起权力长期僵持。
奕訢的才干，早在北京留守期间显露出来。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咸丰逃往热河，奕訢奉命留京议和。他主持签订《北京条约》，承担赔款、通商和割地等屈辱后果，却也促使联军撤离北京。弱国外交没有胜利可言，能把危机暂时封住，已经是极艰难的工作。
辛酉政变后，奕訢出任议政王大臣、军机大臣，并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他重用曾国藩、李鸿章等汉族官员，支持设立总理衙门、同文馆和江南制造总局。洋务运动由此逐渐展开，清廷在军事、外交和近代工业方面出现了一些新气象。
有意思的是，奕訢越能干，慈禧越难安心。1865年，御史蔡寿祺上疏弹劾奕訢，慈禧借机将他罢黜。奕訢当面听闻奏折内容后，脱口说道：“他不是个好东西。”这句失态的话，正好给了对手发难的借口。
在宗室、官员和外国使节的压力下，奕訢很快复职，却失去了“议政王”名号。此后，他仍掌握实权，却不再拥有此前的政治声望。安德海出宫南下，违反太监不得擅出都城的祖制，山东巡抚丁宝桢将其捕杀。奕訢把消息递到慈安面前，也让慈禧更加记恨这个弟弟。
1874年，同治皇帝准备重修圆明园，奕訢以国库空虚、军费和洋务开支沉重为由反对。结果，他被革去一切职务，亲王爵位也一度降为郡王。慈安和群臣出面保奏后，他才恢复原有爵位与职务。
这次打击说明，所谓铁帽子王并非真的可以不受约束。奕訢拥有身份，却没有决定制度的力量；拥有才能，却必须在皇帝和太后之间不断退让。他的每一次起复，都伴随着更重的戒心。
1881年慈安太后去世，慈禧独掌大权。奕訢失去了重要的平衡力量，处境更加艰难。1884年中法战争期间，清军在陆路和海上屡有失利，慈禧借机发动甲申易枢，罢免奕訢及宝鋆、李鸿藻等军机大臣，改用奕劻、世铎等更易控制的人物。
从这以后，奕訢彻底退出权力中枢。过去那个敢于协调中外、敢于整顿军务的恭亲王，逐渐变成了皇室中一个被需要时才想起的人。朝廷需要他时，他必须出面；朝廷担心他时，他又必须退后。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奕訢已六十二岁。慈禧重新召他入朝，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并参与海军和军务。但此时清廷内部派系倾轧，北洋舰队受制于军费和指挥，军机处也早已失去有效决策能力。奕訢名义上复出，实际上仍难以改变大局。
平壤失守、黄海海战失利、威海卫陷落，清廷最终在1895年4月17日签订《马关条约》。奕訢没有成为战败的主要责任者，却也无力阻止结局。晚清政治最令人无奈之处正在这里：真正懂得危局的人缺少权力，掌握权力的人又常常缺少担当。
1898年4月29日，恭亲王奕訢病逝，终年六十六岁。此时光绪帝尚未颁布“明定国是”诏书，戊戌变法还没有开始。奕訢临终前曾告诫光绪谨慎对待康有为等人的主张，并批评翁同龢误国。几个月后，光绪推动变法，慈禧发动政变，许多结局果然超出了皇帝能够控制的范围。
奕訢没有坐上皇位，却承担了皇帝才有的责任；没有真正掌握大权，却一次次替朝廷收拾残局。他既是辛酉政变的关键人物，也是甲申易枢的失败者，更是甲午战争前后被重新召回的旧臣。“恭”字是封号，“奴”字却像是他一生无法摆脱的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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