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杂记｜八届十中全会后毛泽东关于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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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毛泽东和艺术家在一起

老正按：追求历史的真实，是历史研究者的责任。越接近历史真实，才越有面向未来的价值。

原题：八届十中全会后毛泽东关于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

来源：党史文苑2015年13期.

作者：罗平汉

在1962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 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问题, 强调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 并以此作为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重要举措。1963年12月和1964年6月, 毛泽东两次就文艺问题做出批示, 由此引发了文艺领域的批判运动。

“大写十三年”与批“鬼戏”

八届十中全会后, 毛泽东对文艺问题给予了相当关注。1962年12月21日, 他巡视华东各省以后, 就文艺问题发表意见说:对资本主义要有一些人专门研究, 宣传部门应多读点书, 也包括看戏, 有害的戏少, 好戏也少, 两头小中间大。帝王将相, 才子佳人多起来, 有点西风压倒东风, 东风要占优势。

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的柯庆施听了毛泽东这番话后, 立即做出反应。他在1963年元旦上海市部分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 提出了“大写十三年”的口号, 意思是指文艺作品要以新中国成立13年为核心题材。他反复强调, 这是依据八届十中全会精神和毛泽东的指示。

柯庆施解释说:“旧社会只能培养人们自己为自己的自私自利思想。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思想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以后才能开始树立。”“解放十三年来的巨大变化是自古以来从未有过的, 在这样伟大的时代、丰富的生活里, 文艺工作者应该创作出更多更好的反映伟大时代的作品。”“今后的创作上, 作为领导思想, 一定要提倡和坚持‘厚今薄古’, 着重提倡写解放十三年, 要写活人, 不要写古人、死人, 我们要大力提倡写十三年。”

同年2月召开的春节团拜会上, 柯庆施又对上海文艺界人士说:因为没有人提倡写十三年, 所以我来提倡;你们如果写了十三年的戏, 我就来看, 不演十三年的戏我就不看。

而此时, 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 则仍然强调要贯彻“百花齐放”的方针。

1963年2月8日, 周恩来在出席首都文艺工作者元宵节联欢会讲话时说, 文艺界各个方面如何去体现“双百”方针, 为工农兵服务, 到群众中间去, 加强同人民群众的联系, 这些仍是文艺界当前重要的课题。他还在肯定歌颂新人新事后, 也举例讲了一些反映各个历史时期的优秀作品。4月19日, 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的文艺工作者会议和文联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联合报告会上说, 创作的天地是很广阔的, 我们不要只局限于写十三年, 还要把近百年斗争、世界革命斗争都在自己的作品里刻画出来, 再加上新人新事多了, 这样就丰富了。他还表示, 对古典戏曲也要加以具体分析, 才子佳人的戏也不能一概不准演。如果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戏都禁止, 以后又会走向反面, 又得反复。

3月8日, 刘少奇在听取文化部负责人汇报时说, 能表现现实生活的, 就演现实生活的戏。不适合表现现实生活的, 就演历史剧。让大家看看戏, 好好休息, 也是鼓舞社会主义劳动热情, 也是为政治服务。

尽管如此, 随着农村“四清”和城市“五反”为中心的阶级斗争逐渐展开, 文艺界的形势也日渐紧张。

1963年3月, 文化部党组向中宣部并中共中央报送了《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报告批评说, 近几年, “鬼戏”演出逐渐增加, 一些解放后经过改革去掉了鬼魂形象的剧目恢复了原来的面貌, 甚至有严重思想毒素和舞台形象恐怖的“鬼戏”, 也重新搬上舞台。“更为严重的是新编的剧本 （如《李慧娘》）亦大肆渲染鬼魂, 而评论又大加赞美, 并且提出‘有鬼无害’论, 来为演出‘鬼戏’辩护。”报告要求全国各地不论农村还是城市, 一律停演有鬼魂形象的各种“鬼戏”。不久, 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

这个报告中被点名的《李慧娘》, 是著名剧作家孟超的作品。

1958年, 孟超应北方昆剧院之约, 着手将传统戏剧《红梅记》改编为《李慧娘》。1960年春夏之际, 孟超完成了剧本的初稿, 经过修改, 在《剧本》第7、第8期上发表。1961年8月, 《李慧娘》正式在北京长安剧院公演。在剧本的改编和此剧的排练过程中, 康生曾对此极为关心。孟超与康生同乡, 两家还有点亲戚关系, 早年在上海大学读书时, 俩人又是同学。本来康生对戏剧还颇为爱好, 他不但看过孟超剧本的原稿, 提出过修改意见, 而且在彩排时, 也去看过, 并提出过改进的意见。他还曾指示《李慧娘》中一定要出现鬼魂, 否则他就不看。该剧公演时, 康生亲往观看, 剧终后还与孟超及全体演员合影, 称戏演得好, 说这是“近期舞台上最好的一出戏”, 夸奖孟超“这一回做了一件好事”。好走极端的康生甚至还指令北方昆剧院今后不要再搞什么现代戏。后来, 在康生的推荐之下, 周恩来和董必武还在钓鱼台观看了此剧。据说周恩来和董必武对《李慧娘》都有称赞。

《人民日报》《北京晚报》等报刊发表了为数不少的评论文章, 称《李慧娘》是“一朵鲜艳的红梅”, “个性以辣, 风格以情”。更有人作赋以赞:“孟老词章, 慧娘情事, 一时流播京华。百花齐放, 古干发新苑。”这些评论文章中, 影响最大的, 要数繁星 (廖沫沙) 在1961年8月31日《北京晚报》上发表的《有鬼无害论》。

这篇文章是廖沫沙应《北京晚报》记者之约而写的。记者约稿时说:“许多人看了都觉得戏编得好, 只是把李慧娘写成鬼, 舞台上出现鬼魂, 让人看了总觉得不好。”针对观众的这种顾虑, 廖沫沙决定从“鬼”字上做文章, 于是他写道:“本来是人, 死后成鬼的阴魂, 当然更是阶级斗争的一分子。戏台上的鬼魂李慧娘, 我们不能单把她看作鬼, 同时还应当看到她是一个至死不屈服的妇女形象。”“如果是个好鬼, 能鼓舞人们的斗志, 在戏台上多出现几次, 那又有什么妨害呢?”

廖沫沙的文章, 并不是从哲学的角度去分析自然界鬼神是否存在, 而是肯定以鬼神的形象去体现反抗精神的这种文学艺术的创作方法。可是, 没想到, 只过了一年, 孟超因编《李慧娘》惹祸, 廖沫沙也因这篇《有鬼无害论》惹祸。真可谓有鬼虽无害, 但“鬼”也害人。

《李慧娘》被当作坏戏的典型而点名, 报刊立即出现了相关批判文章。

1963年5月6日, 《文汇报》发表了后来被江青称为“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有鬼无害”论》。这篇署名梁璧辉、长达2万字的文章说, 孟超改编《红梅记》为《李慧娘》, 不但没有吸取精华, 剔除糟粕, 相反却发展了糟粕。过了不久, 那个自称没有鬼魂他不看戏的康生, 也摇身一变, 把《李慧娘》说成是“坏戏”的典型, 号召对其进行批判。康生、江青还在行政上采取措施, 强令孟超“停职反省”。

在《李慧娘》受到批判之际, 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也脱不了干系, 一并被批判。批判者指责廖沫沙“忽略了鬼魂迷信的阶级本质, 因而也忽略了它对人民的毒害, 所以他能够很轻松地认为‘有鬼无害而且有益’了”。“繁星同志要拿《李慧娘》这样的鬼戏来鼓舞人们的斗志, 就等于说‘喝几杯老酒可以提精神’一样人们越喝只能越糊涂。”之后, 廖沫沙为此一再作检讨, 但到了批判《海瑞罢官》之际, 《有鬼无害论》又一再被翻出来批判, 说他不仅是《海瑞罢官》和《李慧娘》“两株大毒草的吹捧者”, 也是“著名毒草”《有鬼无害论》的作者, 而且是“自觉地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一员主将”。

毛泽东关于文艺的第一份批示

随着文艺界批判运动的展开, 毛泽东对文化工作特别是戏曲工作的不满情绪日渐表现出来, 并且多次提出了严厉批评。

在1963年9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 毛泽东说:我们现在搞农村“四清”、城市“五反”, 实际上是为国内反对修正主义打下基础。这中间, 要包括意识形态方面。除了文字之外, 还有艺术, 比如歌舞、戏剧、电影等等, 都应该抓一下。现在各省都在抓, 多数地方都注意了, 也有一些地方还没有大注意。要推陈出新。过去唱戏, 净是老的, 帝王将相, 家院丫头, 保镖的人, 黄天霸之类, 那个东西不行。推陈出什么东西呢?陈就是出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东西推出去, 出社会主义的东西, 就是要提倡新的形式。旧形式也要搞新内容, 形式也得有些改变。

11月, 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说:我们有了方向不等于执行了方向, 有方向是一回事, 执行方向又是一回事。一个时期, 《戏剧报》尽宣传牛鬼蛇神。文化部不管文化, 封建的、帝王将相的、才子佳人的东西很多, 文化部不管。在另一次谈话中, 他又说:文化工作方面, 特别是戏曲, 大量的封建落后的东西, 社会主义的东西很少。在舞台上无非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文化部是管文化的, 应当注意这方面的问题。要好好检查一下, 认真改正。如不改, 文化部就要改名字, 改为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 或者外国死人部。
如果说, 上面这些还只是内部讲话, 对文艺界产生的震动还不是特别大的话, 这年12月毛泽东关于文艺问题的一份批示, 则震撼着整个文艺界。

1963年, 上海开展了故事会活动, 用讲故事的方式, 对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进行阶级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中宣部文艺处一位干部为此去上海了解情况, 回来后写了一份题为《柯庆施同志抓曲艺工作》的材料, 刊登在1963年12月9日编印的《文艺情况汇报》上。这份材料说, 上海市委很注意曲艺等群众艺术工具, 柯庆施曾亲自抓这项工作。一个是抓评弹的长篇新书目建设问题。他说, 有没有更多的思想和艺术上都不错的长篇现代书目, 是关系到社会主义文艺能不能占领阵地的问题。另一个是抓故事员的问题。故事员在市郊配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大讲革命故事, 起到了红色宣传员的作用, 很受群众欢迎。中共上海市委要求各级党组织重视这一活动, 并可在城市中推广。

12月12日, 毛泽东看罢这份材料后, 提笔写下了如下批语:

“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 问题不少, 人数很多, 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 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 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 至于戏剧等部门, 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 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 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 认真地抓起来。……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 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 岂非咄咄怪事。”

毛泽东并没有把这个批语批给主管文艺工作的中宣部、文化部负责人, 而批给了彭真和刘仁。前者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 是党内分管意识形态的领导人之一;后者是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毛泽东的这一举动, 显然不但要北京市立即如同上海那样行动起来, 而且要求中央书记处要注重这个问题。

彭真接到毛泽东的批示后, 立即找北京市委、中宣部、文化部的有关负责人进行传达。彭真在讲话中说: (一) 文化艺术工作者大多数是参加民主革命, 不可能都为社会主义服务。不过, 喜欢封建的、资本主义的是少数, 大多数人是认识问题。 （二）破和立都要做, 不破不能立, 不立也不能破。要加强评论工作, 树立好的批评作风, 对作品要有具体分析。 （三）关键是鼓励文艺工作者到群众中去, 不能蹲点的, 也要下去走走, 我们的责任是帮助他们, 他们写什么不要硬规定, 不要把什么都看成政治问题, 即使是政治问题, 也作认识问题处理。

1964年1月3日, 刘少奇召集中央宣传部有关负责人和文艺界人士30余人举行座谈会, 传达毛泽东1963年12月12日的指示。

会议先由周扬汇报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化工作的情况。周扬汇报说, 十几年来, 文学艺术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不少适合社会主义需要、适合人民需要的东西。文学艺术的发展是空前的, 是过去历史上不能比的。出现了很多好作品, 比如《红旗谱》《红岩》等。电影也有许多好的。主要问题是对社会主义革命认识不足, 对阶级斗争缺乏敏感。文艺批评不够, 既有右的东西, 也有粗暴批评。主要问题是“双百” （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二为” （即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总摆不好。

在周扬讲到文化艺术方面就是“死人”多、社会主义少时, 刘少奇插话说:十八、十九世纪的文学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上曾经起过一段进步作用。其中有些艺术标准是可以吸收的。在周扬讲到现代戏与历史戏、传统戏的关系时, 刘少奇又插话说:历史戏要整理, 而且要能够为今天所用, 古为今用, 有一部分是古为今用的, 还有一部分是总结历史经验的。

在周扬讲完后, 刘少奇又作了讲话。他说:周扬同志作了一些情况的报告, 这些意见好。接着, 他主要论述了文艺同政治、经济的关系。刘少奇说, 我们的社会主义只搞了十年, 还需要很大的创造。社会主义革命比过去的民主革命更深刻, 时间更长, 规模更大, 要将其真实地反映出来, 就会比过去任何历史上的文化都高, 这方面需要很大的劳动, 首先是作家、戏剧家、小说作家、文艺作家、音乐家、各方面的作家, 要在这方面努力, 力求反映社会主义革命斗争。

彭真在讲话中说:主席这个信是写给我和刘仁同志的。主席为什么写这个信?他就是觉得北京这个文艺队伍是相当的鸦鸦乌。在文艺这个战线上, 我们的革命搞得比较差, 可以说比较落后, 也可以说最落后的。彭真又说:文艺战线上的革命所以落后, 首先是我们方面的责任。要振作精神, 深入地搞一下这方面的工作。这个问题可不能忽视。有很多知识分子参加革命, 是因为看了小说, 看了文艺作品。匈牙利事变的时候, 并不是将军组织了司令部, 而是裴多菲俱乐部。现在我们让一些资本主义的东西、封建主义的东西在那里泛滥, 连我在内, 我也是让人家泛滥的一个, 咱们大家分担责任。我看, 主席现在提出这个问题很及时, 再不搞要吃亏, 包括我们的子女, 都要让人家挖了墙脚。彭真还在讲话中认为, 现在绝大多数还是认识问题, 很明确很正确的是少数, 坏人也是少数。对于过去所有的文艺作品, 要区别对待, 能够小改的小改, 能够中改的中改, 能够大改的大改, 实在是毒草, 就把它毁灭。

邓小平在周扬、刘少奇、彭真讲话时插话表示:帝王将相的也可以搞。不要太急, 不要降低质量。不要利用无产阶级专政强加于人, 结果是不中不西, 非驴非马。最后, 邓小平提出了“统一认识, 拟定规划, 组织队伍”的十二字方针。

这个座谈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时文艺界的紧张心理。

毛泽东关于文艺的第二份批示

正当文艺界贯彻毛泽东的批示之际, 又发生了“迎春晚会事件”。

这是一个在今天看来根本算不得什么的事件。

1964年2月3日, 中国戏剧家协会在全国政协礼堂举办迎春晚会, 有北京和外地的戏剧工作者和其他艺术家约2000人参加。据一位参加者回忆:“迎春晚会给人观感不同的是男男女女都着装比较整齐、讲究, 女士们有穿裙装、略施粉黛的 （仍以淡妆为主, 浓妆艳抹的极少见）。一进大门, 有年轻女子给每个来宾佩戴一朵绢花。主持人‘剧协’的李超 (‘剧协’负责人之一) 致欢迎辞时前边冠以‘女士们、先生们’。这些, 使人感觉既有节日的融和、喜庆气氛, 又似乎恢复了一点旧时代的礼仪。”“至于内容, 大部分节目还是健康的。”“书画厅里, 艺术家们在那里挥毫写字、作画。”“自然舞厅里还有舞会, 人们一边随着乐曲跳舞, 一边观赏那些即兴表演。”

就是这样一场晚会, 却带来了一场不小的风波, 并引发了文艺界的大整风。

晚会之后, 有两位参加者向中宣部领导写信, 指责这次晚会“着重的是吃喝玩乐, 部分演出节目庸俗低级, 趣味恶劣”。写信者中有一位是部队的著名诗人, 据说此人“具备一般文人的自由心性和相当的浪漫气质”。中宣部主要负责人看了这封信后, 立即对此作了严厉的批评, 并且认为“剧协的一部分已经腐败;所以各协会工作人员都应该轮流下放锻炼和加强政治学习”。

3月下旬, 中宣部召集文联各协会党组成员、总支书记和支部书记50多人, 连续开会3次, 进行讨论。会议认为, 这件事的发生不是偶然的, 是当前阶级斗争在文艺队伍中的反映, 是剧协领导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的暴露, 认为这种事在其他协会中也程度不同地存在着, 因此有必要在文联和各协会全体干部中, 进行一次整风学习, 吸取教训, 使坏事变成好事。

5月8日, 中宣部写出《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 （草稿）。报告指出, 在贯彻执行党的文艺方向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一）没有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文艺方向。有一个时期, 主要是在八届十中全会以前, 各单位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方向模糊、对阶级斗争形势认识不清的问题。在文艺创作方面, 没有积极组织作家、艺术家创作反映社会主义时代的作品, 许多作品不能很好地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 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不相适应。有些协会的刊物编辑部, 登了不少脱离时代、没有多少社会意义的东西, 甚至还发表了一些借古讽今、发泄对现实不满情绪的坏作品。

（二）在文艺理论批评方面, 旗帜不鲜明, 战斗性不强, 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缺乏深入的研究和有力的宣传。

（三）在文艺队伍方面, 对队伍的落后的一面估计不足。忽视了作家艺术家深入生活、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必要性, 忽视了文艺工作者思想改造的长期性, 没有重视培养新生力量的工作。

在机关的革命化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第一, 文联和各协会的党组织不健全, 思想不革命化, 缺乏无产阶级的战斗作风, 机关内政治空气稀薄。

第二, 在工作人员中, 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相当严重。比较普遍和突出的是个人主义思想, 不少人图名求利, 对工作敷衍塞责, 应付了事。

第三, 有些单位人员复杂, 队伍不纯。

报告草稿说,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 经过检查和讨论, 文联和各协会准备采取以下措施:

一是进一步明确文艺方向, 贯彻执行党的文艺方针, 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目前着重抓报告文学、现代剧目、曲目和革命歌曲等创作, 迅速反映当前斗争。同时, 采取有效措施组织和帮助作家、艺术家长期深入群众生活, 努力创作比较深刻地概括时代、创造社会主义时代的典型人物的作品。要整顿文艺队伍, 大力培养青年作家、艺术家。

二是改进文艺刊物, 加强刊物的战斗性, 使刊物真正成为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宣传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宣传毛泽东文艺思想和培养青年创作队伍的坚强阵地。同时加强评论队伍。

三是文联和各协会党组成员、业务骨干和所有的干部, 分期分批轮流下放, 参加劳动, 参加基层工作, 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或者参加农村文化工作队, 以改造思想, 加强同群众的联系, 对群众的文化生活进行调查研究。

四是组织干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五是加强党组, 调整党组成员, 健全领导核心。

这个报告是由中宣部文艺处起草的, 经副部长林默涵修改后, 交部长办公会议讨论, 但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下文。

这份报告草稿形成后不久, 彭真要求中宣部搜集有关毛泽东去年12月批示后文艺界出现的新气象, 并形成一份报告呈送毛泽东。很快, 各协会报来了大量材料, 反映学习毛泽东的批示后, 文艺工作者积极深入生活, 参加农村的“四清”运动, 投身城乡阶级斗争, 创作了一批好的作品。中宣部收到这些材料后, 准备形成一个报告报送毛泽东。可是, 这份反映“新气象”的报告还来不及形成, 就传来毛泽东关于文艺问题的第二份批示。

毛泽东的批示写于6月27日, 批示是这样写的: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 (据说有少数几个是好的) , 十五年来, 基本上 (不是一切人) 不执行党的政策, 作官当老爷, 不去接近工农兵, 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 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 如不认真改造, 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 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据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林默涵追忆说:“中宣部将文联各协会中揭发出来的缺点、错误给中央写了个报告, 报告草案送给周扬同志看, 周扬同志认为不够充实, 改正工作的措施也不够具体, 要改一改。当时江青追问:毛主席批示下达后文艺界是怎样检查的?我告诉她中宣部写了个报告, 因为不够充实, 还要改一改。她要我把草稿寄给她。不久, 毛主席就在草稿上作了第二个批示。”

作了这个批示之后, 毛泽东曾亲自召开了一次会议, 布置文艺界的整风。参加会议的有彭真、陆定一、康生等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人。毛泽东在会上提出要彻底整顿文化部, 并指定由陆定一、彭真、周扬三人组成领导小组, 由陆定一主持。陆定一当即表示自己“见事迟”, 负不了这个责, 建议由彭真负责。毛泽东表示同意, 接着又点名康生和吴冷西参加小组工作。7月7日, 根据毛泽东的提名, 由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组成, 以“贯彻中央和主席关于文学艺术和哲学社会科学问题的批示”为职责的五人小组正式成立。这个小组后来取名为“文化革命五人小组”。

对所谓“坏影片”的批判

7月2日, 中宣部召开文联各协会和文化部负责人会议, 贯彻落实毛泽东的第二个批示。文联各协会又开展了第二次整风。着重对某些领导人进行检查和批判。因为当时估计文艺部门的某些单位已经被资产阶级夺了权, 所以在这次整风运动中, 文化部和几个重要文艺团体的负责人, 例如齐燕铭、夏衍、田汉、阳翰笙、邵荃麟等, 成为重点批判对象。

与此同时, 一批文艺作品被点名批判。1964年8月14日, 中宣部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报告说, 《北国江南》和《二月》 （即《早春二月》）是两部思想内容有严重错误的影片。其共同特点, 是宣传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和人道主义, 抹杀和歪曲阶级斗争, 着重表现中间状态的人物并以这种人物作为时代的英雄。为了清除电影界、文艺界的错误观点, 提高文艺工作者和广大观众的思想认识和辨别能力, 拟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公开放映这两部影片, 并在报刊上组织讨论和批判。

8月18日, 毛泽东对中宣部的报告做出批示:“不但在几个大城市放映, 而且应在几十个至一百多个中等城市放映, 使这些修正主义材料公之于众。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 还有些别的, 都需要批判。”

《北国江南》由阳翰笙编剧, 沈浮导演, 1963年摄制完成。影片塑造了吴大成和银花这样并无惊天动地业绩但忠厚朴实的共产党员形象。这样一部电影之所以遭到批判, 就在于“这部影片, 在怎样正确反映农村阶级斗争, 怎样塑造正面英雄人物的形象, 怎样正确对待中间人物在创作中的地位和作用等根本性的问题上, 都存在着严重的错误”。

批判者给影片戴上了一顶“‘中间人物’论的标本”的帽子, 因为在影片中, “连党支部书记吴大成和资本主义分子董子章在内的几乎所有的人物, 实际上都被作者写成了‘中间人物’”。由此, 影片的“严重错误”, 就在于该剧的编导者是“完全背离了无产阶级的立场和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来刻画‘中间人物’的, 也不是以‘一分为二’的革命辩证法在发展中正确描写‘中间人物’的改造过程或转变过程, 不是以无产阶级的思想去克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 去改造处于中间状态的人物的思想。恰恰相反, 作者是用资产阶级的阶级调和论、阶级‘汇合’论和人性论来丑化正面英雄人物, 美化落后的甚至反动的人物, 并且是带着欣赏与同情来描写‘中间人物’身上的落后面、甚至反动面, 讴歌他们的自我‘天良’发现、‘人性’觉醒、‘自发’转变”。此外, 这部影片的“错误”还有宣扬阶级调和观点、歪曲和抹杀现阶段农村的阶级斗争、宣传资产阶级的人性论等。

《早春二月》是导演谢铁骊根据“左联”作家柔石1929年创作的中篇小说《二月》改编而成的。小说描写的是去乡村中学任教的萧涧秋与陶岚恋爱及帮助采莲母子的故事。

故事发生在浙江省芙蓉镇, 镇上有所中学, 校长是萧涧秋读师范学校时的好友陶慕侃。在陶慕侃的再三要求下, 厌弃了都市生活的萧涧秋应邀来此教书。他同陶的妹妹陶岚发生了爱情, 与正在追求陶岚的当地豪绅之子钱正兴发生了冲突。同时, 萧在这里遇到了早年同学、革命军烈士李志浩的妻子文嫂, 她一家的生活正陷入困境。于是萧涧秋同情、救济了文嫂, 并认为只有牺牲自己同陶岚的爱情, 同文嫂结婚, 才是救济她的根本办法。他同文嫂和陶岚的关系, 招来了镇上的流言蜚语, 最后文嫂自杀。在这种情况下, 萧涧秋只好逃往上海, 不知所终。小说中的萧涧秋和陶岚对现实不满, 与旧传统格格不入, 对三民主义、资本主义、教育救国一概怀疑, 但他们又没有坚定的信仰;他们希望改变现实, 但又不敢投身革命洪流, 因而十分的苦闷和彷徨。

电影《早春二月》基本上是忠于原著的。这部电影之所以受到批判, “就在于它通过萧涧秋和陶岚这两个形象, 不是批判而是歌颂了逃避斗争的消极遁世思想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人道主义”。从1964年7月至11月, 全国各种报刊共发表了200余篇批判《早春二月》的文章。

批判者说:“萧涧秋是一个全身都渗透了自我打算, 追求个人卑鄙目的的人物。”他逃避阶级斗争, “正是个人主义者必然产生的心理状态”。而影片不遗余力地渲染他的善良、自我牺牲, 也不外是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人道主义作了最大的赞美和歌颂, 并通过萧涧秋来散布阶级调和思想, 在精神上毒化人民、腐蚀人民。也有批判者说:影片从头到尾, 无处不散发出资产阶级艺术的气味。它所“大加渲染的梅林闲步, 月下谈心, 悒郁苍凉的琴旁, 风风雨雨的路上, 西子湖畔的徘徊, 镜前的搔首弄姿……其实, 这些都是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情调, 跟我们的时代沸腾的生活完全不相协调”。还有的说:“《早春二月》是一部极其有害的坏影片”, “影片编导者其所以要把二十年代就应该受到批判的作品, 公然拿到社会主义的六十年代来, 正是社会主义时代阶级斗争在文艺中的反映”。更严重的是, 影片“大肆宣扬反动的资产阶级的货色, 正是适应国内外阶级敌人的需要, 为散布资产阶级思想而效劳”。

许多电影及戏剧也被拉入这场批判运动之中, 例如电影《舞台姐妹》《红日》《兵临城下》《革命家庭》《林家铺子》《聂耳》《怒潮》《不夜城》《两家人》《球迷》《逆风千里》《抓壮丁》和戏剧《谢瑶环》等。

在众多的文艺作品受到错误批判的同时, 一些文艺理论观点也受到粗暴的指责, 比如对所谓“中间人物论”的批判。批判运动还逐步由文艺领域波及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等各个学术领域, 使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形势日趋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