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８６年陈永贵病逝，儿子定居澳洲，自称曾放弃许多赚大钱的机会

1986年3月，陈永贵住进北京一家医院，陪在身边的家人发现，这位曾经主管全国农业的国务院副总理，已经瘦得很厉害。医生判断病情严重，治疗效果并不乐观。陈永贵听完后，只说了一句：“不治了，别浪费医疗资源。”

这句话很像他一贯的性格：直截了当，不绕弯子。可谁能想到，眼前这个病人，早年连完整的籍贯和家世都说不清，后来却从太行山的普通农民，走到了国家领导岗位。

陈永贵并非大寨原籍人。幼年时，他跟着父亲躲避战乱，后来流落到山西昔阳县大寨村。父亲去世后，村里人收留了这个外来孩子。那时的大寨，山多地少，土薄石厚，村民种粮基本靠天，遇上旱灾，收成便没有保障。

正因为尝过饥饿和流离，陈永贵对“吃饱饭”有着很直接的理解。没有漂亮的理论，只有一个朴素念头：地不能这样种，日子不能这样过。

抗日战争时期，大寨一带处在敌后环境中。为保护乡亲，也为了给八路军传递消息，陈永贵曾被迫与日伪方面周旋。相关经历使他接触到八路军干部，抗战胜利后，他加入中国共产党，逐渐走上了农村基层工作岗位。

真正改变他命运的，是大寨的土地。上世纪五十年代，大寨村开始大规模整修山地。村民们把沟里的土一筐筐挑上山，用石块垒地堰，再修水渠、蓄水池。活儿很重，进展也慢，靠的是一锄头一扁担地坚持。

有村民问：“这么大的山，什么时候才能修完？”

陈永贵回答：“一年不行，就十年；只要人不散，地就能改。”

这不是一句轻松话。大寨梯田的形成，确实经过多年持续劳动。山坡被改造成层层耕地，水土流失得到控制，粮食产量也有明显提高。大寨由此成为农村建设中的典型，陈永贵则成为这个典型最具辨识度的人物。

1964年，毛泽东提出“农业学大寨”，大寨经验被推向全国。各地干部、农民前往参观学习，陈永贵也从一个县里的基层干部，进入了全国视野。那时的宣传重点，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和改变落后面貌，这些内容与当时农村建设的现实需求紧密相连。

不过，大寨经验在推广过程中，也并不只是单纯复制几块梯田。不同地区的地形、气候和生产条件差异很大，个别地方为了完成指标，出现过夸大成绩的情况。后来围绕大寨产量、典型经验以及农业发展道路的争议，正说明一个农村样板被全国推广后，已经超出了一个村庄本身的范围。

陈永贵本人文化程度不高，主要依靠扫盲学习和长期生产实践积累经验。他讲话带着浓重的农民习惯，见到问题往往直说。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后，陈永贵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分管农业工作。

从山沟里的村干部到国务院副总理，变化不可谓不大。但他没有完全离开土地，仍然重视到农村调查。北京、大寨和外地农业区之间，他经常来回奔波。对他而言，农业不是文件上的抽象名词，而是庄稼长势、灌溉条件和农民能不能吃饱饭。

有意思的是，陈永贵在北京工作时，与华国锋逐渐熟悉。两人出身和经历不同，工作中也有意见不一致的时候，但华国锋了解他的性格，知道这个人说话粗直，却并非没有责任心。陈永贵在政治生活中的起落，也与当时农业政策和农村典型的变化相互交织。

1980年，陈永贵辞去国务院副总理等职务，后来到北京郊区农场生活。离开权力中心后，他的日子仍然过得简朴。家人回忆，他不愿意用自己的身份替子女安排工作，更不赞成走关系、开后门。

小儿子陈明亮后来定居澳洲。谈及父亲时，他曾说，自己求学、做生意时，如果借用父亲的名义，或许能够少走不少弯路，但父亲不允许，理由很简单：“不能丢人。”

这句话也解释了陈永贵对家庭的态度。儿子没有因为父亲身居高位而获得特殊通道，反而被要求靠自己谋生。陈明亮自称因此放弃过一些赚大钱的机会，后来在海外建立了自己的生活。

陈永贵晚年没有留下显赫的家产。据家属回忆，他去世时存款并不多，还曾考虑把钱捐出去。1986年3月26日，陈永贵因肺癌在北京病逝，终年71岁。按照他的遗愿，丧事从简，遗体告别仪式起初十分简朴。

华国锋得知后前往送别，消息传开，前来悼念的人逐渐增多。那位从大寨走出的农民干部，最终没有用排场为自己收尾。留在人们记忆中的，既有大寨梯田和“农业学大寨”的时代印记，也有一个农民家庭不靠身份、不走捷径的生活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