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在一国军少将的家中，叶剑英亲自参加了他的秘密入党仪式

1947年2月4日，北平一处国民党军官住宅内，谢士炎把门窗关紧，静静等待两位客人到来。屋子不大，气氛却格外凝重。门外敲击声响起，他按照约定回敲几下，确认无误后才打开房门。

来的人是叶剑英和马次青。

这不是一次普通会面。谢士炎当时仍是国民党军队中的少将，担任保定绥靖公署军务处处长。就在这间住宅里，他将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叶剑英亲自到场，既说明党组织对这名特殊党员的重视，也说明谢士炎此前已经用行动证明了自己的立场。

谢士炎出生于1912年2月19日，湖南双峰人。幼年父母双亡，靠祖母和叔父母抚养长大。少年时代，他亲眼见过北伐军经过衡山。街道两旁人群聚集，军歌声此起彼伏，那种整齐、昂扬的队伍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北伐军离开后，谢士炎仍常常唱那首歌。有人笑他：“军队都走了，还唱什么？”他回了一句：“我是唱给自己听的。”

这句话看似孩子气，实际上已经显露出他的性格：认准的事情，不轻易改弦更张。1926年秋，14岁的谢士炎考入南京的军需学校，开始接受军事教育。后来，他又进入中央陆军大学第十四期学习，逐渐成长为一名兼具军事素养和文化能力的军官，并掌握俄、英、法三门外语。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时，谢士炎已经从军校毕业。他没有留在后方观望，而是投入抗日战场。任第三战区第十六师步兵团长期间，他曾率部与日军激战两天两夜。部队被打散后，他和勤务兵谢新明退到河边，借助毛巾相互牵引，冒险渡河脱险。

这场战斗中，谢士炎所部给日军造成重大杀伤，并击毙日军一名旅团长。战场上的表现，使他得到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的赏识。顾祝同曾评价他年轻有为、能文能武。1944年，谢士炎升任少将，进入第六战区任职，参与拟制作战计划。

抗战胜利后，真正的考验反而来到眼前。

在接收敌伪资产等问题上，国民党内部贪腐严重，军统势力更是横行。谢士炎看不惯这种风气，也不愿迎合特务系统，因此遭到诬告，被指责“接收大财”。蒋介石未作充分调查便下令将他革职查办。几经奔走，在同僚和宋美龄方面过问后，他被关押三个月才获释。

这段经历对谢士炎冲击很大。他曾经相信三民主义，也曾把军队视为救国工具，可现实却让他看到，国民党内部已经把权力、金钱和特务统治搅在一起。一个不肯同流合污的军官，竟然比真正的贪腐者更容易成为罪人。

1946年，谢士炎来到北平，任第十一战区长官部高参。此时，他与外事处副处长陈融生来往较多。陈融生实际是中共地下党员，但身份隐藏得很深。谢士炎从他那里接触到《新民主主义论》《论持久战》等书籍，起初并不表态，只是反复阅读。

有意思的是，陈融生曾试探着说：“你是三民主义信徒，这些书未必能影响你。”谢士炎没有争辩，过了一会儿才谈到军统腐败和官场黑暗。对陈融生而言，这些沉默和牢骚已经说明，谢士炎正在发生变化。

1946年夏，国民党军队准备进攻解放区，石家庄方向的军事部署成为关键情报。谢士炎能够接触作战计划，却找不到可靠渠道传递出去。一天深夜，他突然持枪进入陈融生住处，逼问对方身份。

陈融生仍然回答：“我是国民党人。”

谢士炎没有放下枪，只压低声音说：“我知道你不是。我要找共产党。”

面对试探，陈融生始终没有立即承认。谢士炎便拿出已经批准的作战文件，直截了当地说，情报必须尽快送到叶剑英手中。陈融生意识到，这不是冲动表态，而是谢士炎经过长期观察后的选择。

随后，情报通过地下交通渠道送出。谢士炎还根据掌握的情况撰写反击意见，由陈融生转交叶剑英、李克农等人。党中央高度重视，华北方面也据此加强了防备。这份材料的价值，不仅在于提供了敌军行动方向，更在于揭示了国民党一面谈判、一面调兵作战的真实意图。

党组织没有立即把谢士炎调离国民党军队，而是决定让他继续留在原有位置上。对地下工作来说，一个公开身份可靠、能够接触军事机密的少将，作用远非普通交通员可比。谢士炎也明白，留在敌人内部，风险更大，但能发挥的作用同样更大。

半年后，组织考虑他的入党问题。谢士炎递交申请，叶剑英亲自参加了入党仪式。叶剑英对他说：“革命形势正在发展，留下来的同志，要依靠组织，坚持斗争。”

这次谈话之后，谢士炎继续承担秘密情报工作。可惜，危险已经逼近。1947年9月24日，北平地下电台遭到破坏，李政宣、张厚佩等人被捕。此后，一批地下党员和国民党内部的秘密工作人员相继暴露，谢士炎也在名单之中。

他被捕后关押在北平监狱。敌人掌握了他的身份，却始终无法改变他已经作出的选择。1948年11月2日，东北野战军攻克沈阳后，蒋介石再次追查北平地下党案，并下令处决谢士炎。

11月19日，谢士炎被押往刑场。他拒绝下跪，也没有请求宽恕，只交代了遗书和遗物的去向。行刑前，他高喊革命必将胜利，国民党统治终会垮台。随后，枪声响起，年仅36岁的谢士炎倒在北平的土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