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评选出：五位综合能力比较全面的开国上将，入选者究竟都有谁？

1955年9月27日，北京中南海怀仁堂，授衔典礼举行。站在共和国第一次大规模授衔名单中的57位开国上将，几乎个个都有拿得出手的战功。但若把“能打仗、善带兵、懂政治、抓建设”放在一起衡量，刘亚楼、邓华、王震、张爱萍、洪学智，确实很有代表性。

这五人有一个共同特点：不是只会指挥战斗，也不是只长于行政管理。他们往往在不同岗位上反复转换，部队主官、政治干部、参谋、后勤负责人，甚至国防科技和经济建设，都留下过足够分量的成绩。

刘亚楼的突出之处，在于军政兼长，而且善于把复杂工作迅速理出头绪。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曾任红一方面军红二师政治委员。红二师前身为红四军，属于中央红军的骨干部队，能够担任这样的军政主官，说明他的政治工作能力早已受到重视。

到陕北后，刘亚楼又参与红军教育训练。抗日战争时期，他赴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45年回国。东北解放战争中，他担任东北民主联军、东北野战军参谋长，是林彪倚重的重要助手。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期间，许多作战部署和部队调动，都离不开这位参谋长的统筹。

1949年后，刘亚楼先任第14兵团司令员，随后转入空军创建。1949年11月，人民空军正式成立，他出任首任司令员。一个长期做政治和参谋工作的将领，能够迅速转入现代化空军建设，这种跨度并不容易。

邓华则是从政治工作岗位上成长起来的军事指挥员。抗战前期，他担任过八路军政治职务，后来逐渐转入军事指挥。解放战争中，邓华率部南下，参与解放广州，并指挥海南岛战役。海南岛隔海作战，部队装备和渡海条件都有限，最终能够实现大规模登陆，考验的不只是勇气，更是组织、判断和协调能力。

抗美援朝开始后，邓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3兵团司令员，入朝后担任志愿军第一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协助彭德怀指挥作战。他参与了多次战役，对第五次战役以及后期作战的组织实施发挥了重要作用。邓华的价值，正体现在能把政治动员、战场指挥和部队管理结合起来。

王震的经历，体现出“能打仗，也能办实事”。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担任红六军团政治委员。抗日战争中，王震率八路军第359旅开展南泥湾生产建设，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解决粮食和物资问题。部队一边作战，一边生产，这不是简单的后勤补充，而是根据地生存方式的一次调整。

1944年，王震率南下支队向华中、华南挺进。部队远离陕甘宁边区，缺少稳定补给，却仍然完成了战略任务，显示出他独当一面的能力。解放战争时期，他率第一兵团参加西北作战，1949年进军新疆。新中国成立初期，王震承担新疆军政和生产建设任务，后来又负责铁道兵、农垦等工作，军事干部转入经济建设，始终保持着强烈的执行力。

张爱萍的全面，更多表现在新型军种和国防事业上。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长期从事政治工作，抗日战争中担任苏皖地区部队领导职务，参与根据地建设。解放战争后期，他在华东地区主持海军创建工作，1949年任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为人民海军起步打下基础。

1955年1月，解放一江山岛战役展开。张爱萍担任浙东前线指挥部司令员，统一组织陆、海、空军协同作战。这是人民解放军历史上较早的一次大规模三军联合作战，作战方式已经明显不同于单一陆军攻坚。此后，他又参与国防科技和“两弹一星”事业，担任国防部长，兼具军队建设与军事外交经验。

洪学智的特点，集中体现在军事、政治和后勤三方面。红军时期，他曾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抗日战争时期，担任新四军第3师参谋长，协助黄克诚创建和巩固苏北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中，他先后在东北和华南作战，担任过纵队司令员、军长、兵团副司令员，具有丰富的一线指挥经验。

有意思的是，洪学智后来把主要精力转向后勤。海南岛战役期间，他负责相关保障工作；抗美援朝时期，又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后勤司令员。朝鲜战场运输线长期遭到敌机轰炸，粮食、弹药、被装和药品能否送到前线，直接影响部队作战。洪学智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组织后勤保障，后来两度担任总后勤部部长。

这五位上将的道路并不相同。刘亚楼长于参谋和空军建设，邓华强在大兵团作战，王震兼具军事与生产建设能力，张爱萍推动海军和国防科技，洪学智则把作战经验延伸到现代后勤体系。若只按一场战役评高下，难免失之片面；真正称得上综合能力突出，关键还要看能否在不同战场、不同岗位上持续承担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