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首例！澳大利亚关闭算法？

9月7日，澳大利亚通信部长安妮卡・韦尔斯表示，计划本周向议会提交《数字注意义务法》（Digital Duty of Care）草案。该草案要求互联网公司允许用户关闭算法选项，若顺利通过，用户可选择不再接收基于个人行为偏好生成的定制化推送内容。

这一立法尝试，是澳大利亚在互联网监管领域的重要制度调整，更预示着全球数字治理即将进入“用户自主权时代”。

澳大利亚通信部长安妮卡・韦尔斯公布数字平台监管草案。

大胆探索数字治理新路径。

此次立法中，澳大利亚通信部充分结合了各方对网络监管的意见建议，将改革目标瞄准社交媒体推荐机制，试图开辟一条由用户掌握信息选择权的治理路径。

立法阻击“算法成瘾”。

根据《数字注意义务法》草案，Meta、TikTok、谷歌等主流社交媒体平台，必须向用户开放算法推荐开关功能，并且设置定期弹窗，提醒用户核对算法开关状态。

关闭算法推送后，信息流将只展示用户主动关注的账号内容，从而摒弃依托浏览、点赞、停留时长等行为数据生成的定制化推送。

草案明确厘定了“未提供关闭算法推荐的选项、未定期弹出用户选择窗口、未按要求识别和减轻平台上的风险、未防止有害内容分享”等违规情形。一旦触及红线，违规企业将被处以超1亿澳元（约合5.3亿元人民币）的巨额罚款。

平台监管早有先例。

近年来，澳大利亚在社交媒体领域，推出了一系列具有开创性的监管举措。尤其在安妮卡・韦尔斯履职期间，围绕数字安全与青少年保护问题重点发力。

一方面，多项监管规则相继落地。澳大利亚出台了全球具有标杆意义的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对16岁以下群体使用主流社交平台作出限制；同时依托行业自律机制，探索网络虚假信息治理。

另一方面，加快数字领域立法布局。除此次立法外，澳大利亚已经正式落地升级版新闻付费机制，以此倒逼大型科技平台履行更多社会责任。

从监管导向来看，澳大利亚的治理思路始终将规范平台行为作为重点，着力为用户营造更为安全的网络空间。

草案面临现实争议。

在扩大用户自主权方面，欧盟前期已有探索，出台了《数字服务法》，要求大型平台为用户提供可自主切换的替代浏览模式。

澳大利亚则更进一步，直接将“关闭算法”确立为用户受法律保护的权利，强制平台把算法开关清晰展示出来。

从实际情况看，这类硬性立法举措在澳大利亚也引发了多方讨论。反对者担忧，强制增设相关功能会抬高企业合规成本，对互联网产业发展形成约束；也有观点认为，即便平台设置了算法关闭开关，大部分普通用户未必会主动启用，政策的落地效果还有待实践检验。

尽管如此，《数字注意义务法》依然传递出明确信号：算法不再是平台不受约束的私有工具，用户知情权与选择权将得到更多保障。

治理机制转型牵动多方。

澳大利亚此番立法，引领了全球数字治理的新风向，一枚小小的算法开关，可能左右着全球网络信息生态的走向。

归还用户数字权利。

过去的网络监管重心局限于约束“哪些内容不能传播”，并且大多由政府划定内容红线，要求平台清除违法有害信息，却很少考虑到用户理应拥有自主决定接收何种信息的权利。

澳大利亚希望通过立法，把用户信息自主权上升为一项重要数字权利。

如果立法成功，数字治理将跳出单纯依靠外部管控的传统思路，从技术层面将掌控信息流的能力还给用户。

改变现有运营模式。

监管模式的切换，将对用户与平台两端产生多方面影响。

对用户而言，草案相当于提供一把破除信息茧房的工具。开启算法关闭功能，用户便能挣脱算法搭建的信息闭环，回归自身关注的社交关系，重构个人信息获取秩序，守护独立认知。

对于社交平台，商业运营模式将遭遇深层挑战。个性化算法是平台吸引流量、实现盈利的核心支柱。一旦大量用户选择关闭算法推荐，平台将面临重新制定商业模式的挑战。

治理仍需多方协同。

澳大利亚的立法尝试，为全球数字监管提供了新样本，有望推动更多国家重新审视算法的规制边界，让算法“可退出、可拒绝”成为国际监管共识。

但“用户自主权”并不是数字治理的万能药。即便关闭个性化推送，虚假信息与极端言论依旧会在网络空间流转，单一工具只是完整治理链条中的一环。

同时，把选择权交到用户手中，也对公众提出更高要求。倘若缺乏信息辨别与取舍能力，这项立法很可能沦为摆设。

目前看，数字治理的理想形态，是政府完善制度框架、平台革新技术体系、公众提升数字素养三方共同发力。

赋予“选择权”并不等于解决“选择困境”。关闭算法可能催生新的信息封闭，沿用算法则可能继续沉溺于多巴胺刺激，这场围绕“谁掌控信息流”的治理竞赛，远未到终局。

算法技术本身无对错，真正需要规制的是失控的算法强权。让技术服务于人、为人赋能，是数字治理不变的终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