奠基两大学科，写正一个“人”字，今年是他诞辰110周年

他在时代的惊涛骇浪中风骨不改

始终把“人”字写得端正

他于荒芜中垦辟学科疆土

为两门学科奠定基石

他甘为人梯传道授业

几代学人薪火相传赓续不绝

他是著名文学家、翻译家

中国现代文学和比较文学的重要奠基人

复旦大学教授贾植芳

今年，是他诞辰110周年

9月5日上午，由复旦大学图书馆、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简称“中文系”）、上海市社联、上海市社科中心、河西学院等单位联合举办的“把人字写端正——贾植芳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展”开幕仪式在上海社会科学馆举行。当天下午，贾植芳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座谈会暨《青山夕照——贾植芳最后三十年》新书发布同步举行。该书由陈思和领衔编撰，以“图传”形式呈现，图文互证、以图证史，系统公开了贾植芳先生晚年数百幅珍贵照片，生动展示一位知识分子如何将“人”字写端正的生命旅程。

9月6日，复旦大学中文系还将举行纪念贾植芳先生诞辰110周年暨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发展及比较文学学科发展座谈会。

动荡的前半生：从襄汾少年到复旦讲台

1916年秋，贾植芳出生于山西汾城（现名襄汾）的一个商人家庭。吕梁山区的旷野赋予他倔强不驯的性情，童年时，贾植芳是远近闻名的“野孩子”。中学时，一位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国文教师将《呐喊》《彷徨》等新文学作品和外国翻译文学带进课堂，那些文字如闪电劈开矇昧，贾植芳后来说：“从这时起，我开始认识到文学是一种改造社会、改善人生的武器。”

1932年，十六岁的贾植芳跟随哥哥贾芝来到北平，入读美国教会主办的崇实中学。彼时革命活动火热，贾植芳也时常参与其中。因个性反叛、不满学校压制，贾植芳在毕业前半年被学校开除。但这段时间的学习，让他打下了扎实的英语根基，他便开始自学，大量阅读西方文学和社会科学著作，并陆续在各大报纸上发表针砭时弊的作品。

1935年，心系国家的贾植芳投身“一二·九”爱国运动，旋即被捕入狱。这是他人生第一次身陷囹圄，却只是漫长苦难的序幕。1936年，贾植芳进入日本大学社会学系，系统学习社会学的基本原理与方法。与此同时，受鲁迅为代表的“五四”传统影响，他开始频繁向国内报刊投稿，由此结识了胡风，并在后来逐渐成长为“七月派”骨干作家之一。

1982年，贾植芳在北京短暂停留时看望好友胡风

然而，卢沟桥的炮声击碎了他的留学梦。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贾植芳毅然弃学，归国抗战。这一选择是他的良知所决定的，他回忆道，即使历史重演，“仍然会选择自己应该走的路，终生不悔”。

抗战期间，贾植芳的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1945年，他在徐州从事伪军策反工作时身份暴露，第二次被捕，直至日本投降后方获释。此后，他投入到勤奋的创作中，以笔为枪抨击时弊。1947年，国民党特务再次以“煽动”学潮的罪名将他逮捕，直至新中国成立，贾植芳才终于结束了颠沛流离的日子。

1950年，贾植芳进入震旦大学工作，翻译出版了恩格斯《住宅问题》等著作。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震旦中文系并入复旦大学，贾植芳随之调入复旦，任中文系教授、现代文学教研室主任。从山野孩童到复旦教授，三十六年风雨如晦，贾植芳终于走进校园的红墙绿荫，开始了一段崭新的学术人生。

贾植芳先生在复旦第9舍寓所的书房工作

从社会到书斋：他为两大学科奠基

进入复旦后，贾植芳以惊人的热情投入教学。现代文学作品选读、世界文学作品选读、俄苏文学和写作等多门课程都由他一手创建。彼时，整个新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都面临着教材缺乏的困境。没有统一教材，贾植芳就以翻译为课程作准备。在此期间，他一连出版了《契诃夫手记》《俄国文学研究》等六本译著。这些译作既是教材，也是他与学生共享的精神食粮。

然而，这段安稳的时光并未持续多久。1955年，贾植芳蒙冤第四次入狱，直到1980年，六十四岁的他才获得平反，重返复旦讲台。

1979年，贾植芳先生复出后在中文系资料室工作

二十五载风雨中，贾植芳守住了知识分子的良知与尊严，也始终保有对生活的热望。复出后，他以“只争朝夕”的姿态，全力投入学科建设中，奠定了复旦大学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比较文学这两个学科领域中全国领先的地位，培养出一批又一批具有国际声誉的重要学者。

80年代初，他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参与启动了大规模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主持编纂多部大型工具书，并亲自承担《巴金专集》《赵树理专集》等书的编选工作。他对文学社团流派的梳理、对文学史脉络的勾勒，至今仍是该领域绕不开的经典。1986年，复旦中文系现当代文学博士点获批，正是以贾植芳为代表的老一辈学者为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79年12月，受文研所邀请，贾植芳先生（前排左4）赴京参加“‘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工作会议”并合影

在比较文学领域，贾植芳的贡献更具开创意义，他曾担任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一届副会长，上海比较文学研究会第一届会长。事实上，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他已开始运用比较文学的思维，将中国文学置于世界文学的参照系中讲授。1981年，国家委托他以“比较文学”学科名义培养研究生和留学生，复旦也随之设立了全国首批比较文学硕士学位点。

1984年，贾植芳在《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过去、现在与将来》中，高屋建瓴地指出比较文学提供了“世界的眼光”，改变了中国文学研究的封闭格局。1991年，他又发表《中国近现代留日学生与中国新文学运动》，将留日群体与留学英美的知识分子比较，开创了文化与文学跨学科研究的范式。他还主编《中外文学关系史资料汇编》，为中国比较文学积累了珍贵原始资料。在北京大学教授乐黛云看来，“在中国比较文学每一发展阶段的转折点，先生都提出了极有价值的指导性意见。”

1986年，贾植芳先生给学生讲授比较文学课程

1983年至1987年间，贾植芳还曾担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他以全副身心投入图书馆的管理与建设，主持筹建了一座现代化的文科图书馆，并将学者的严谨与对文献的珍视带入馆务工作中。

贾植芳一生创作、翻译、研究、编著了多部著作，著有小说集《人生赋》、散文集《热力》《暮年杂笔》、回忆录《狱里狱外》等，《贾植芳全集》共十卷近五百万字存世。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学术研究，他都立足于生活实际，关注具体的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新颖回忆道：“可以说，他带给我们具体的活生生的经验，改变和形成了我们对于现代文学的想象。”

如今，这种精神在中文系学子的身上也得到了传承。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2023级在读博士生谢诗豪表示：“贾先生并不认为学术是脱离现实的知识生产，而与研究者的生命经验息息相关，这给了我很大启迪。”

“假教授”的真学问：一生只把“人”字写端正

作为老师，他的教学方式别具一格。据张新颖回忆，在他读研期间，先生从来没有讲过一次课，“先生的方式就是坐在书房兼客厅里聊天。”很长一段时间，学生们固定在每个星期五中午到先生家里聚会，称为“星期五聚餐会”。这种“茶馆式教学”让学生如沐春风，后来卓有成就的章培恒、范伯群、陈思和等，皆是贾府常客。

1987年7月，贾植芳先生（右2）与1950年代学生、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章培恒（右1）在复旦第9舍寓所

他对年轻人的爱护与提携，惠泽了几代学人。陈思和1978年入复旦时，便认识了尚未平反、在中文系做资料员的贾植芳。在他的指导下，陈思和与同学李辉合作撰写的第一篇论文《怎样认识巴金早期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成为他学术道路的开端。此后三十余年，两人之间既是师生又是亲人，“他并没有具体地教我该怎么做，但他待人处世，看历史，看现实，整体的精神深深影响了我。”

贾植芳与妻子任敏几十年相濡以沫。两人因文学结缘，自由结为夫妻。在这段婚姻中，任敏经历了5年独自流放青海、11年音讯隔绝、12年南北分居和大大小小的牢狱之灾，但真心不改、不离不弃。晚年的任敏因脑中风入院，贾植芳每天伏案著述筹措医药费，收到稿费便托学生送到医院。任敏不能说话后，他每天在床前同她说话、为她读文章。2002年，任敏离世后，贾植芳每天早上仍会在她遗像前放一杯牛奶。

贾植芳、任敏夫妇与1950年代、1980年代学生。前排左起：任敏、贾植芳，后排左起：李辉、范伯群、曾华鹏、陈思和

晚年的贾植芳，依然住在复旦附近一间简朴的公寓里。他身材瘦小、听力下降，却幽默依旧：“走路用拐杖，谈话用助听器，成了三条腿、三只耳朵的人。”当人们称他“贾教授”时，他笑答：“我这个教授是假的，不过教书却是真的，从来不卖假货。”言笑之间，尽是知识分子的赤诚。

2008年4月24日，贾植芳在上海辞世，享年九十二岁。在《且说说我自己》中，贾植芳说道：“生命的历程，对我说来，也就是我努力塑造自己的生活性格和做人品格的过程。我生平最大的收获，就是把‘人’这个字写得还比较端正。”他的一生，真正做到了对祖国忠诚献身、对民主努力实践、对朋友侠义诚信、对家人无私眷爱。

斯人虽逝，精神长存。2018年，贾植芳获评首届“上海社科大师”。在复旦中文系，他的名字从未远离。复旦大学始终以先生为楷模，将他的治学精神与做人品格融入血脉。2015年，复旦大学与河西学院合作成立贾植芳研究中心，举办“贾植芳学术思想研讨会”，开设“贾植芳讲堂”，两所大学之间的情谊，因为一位学者而有了更深厚的人文内涵

此外，中文系还设立了“植芳讲座”“植芳青年讲坛”与“植芳工作坊”等学术平台，并先后出版了《贾植芳先生纪念集》《思念集——贾植芳先生诞辰百年纪念》《师道——贾植芳和他的学生们》以及今天的《青山夕照——贾植芳最后三十年》等书，努力使这份精神遗产代代延续。“贾先生给我们这代年轻人的帮助远不止于具体的知识考据，更在于观念和视野的重塑，”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2022级博士生张捷铭表示，“有这样一位先生引路前行，何其有幸。”

回望贾植芳的一生，从襄汾山村到北平街头，从日本课堂到复旦讲台，从监狱到书房，他在时代的惊涛骇浪中始终未改本色。曾经那个在狱中译书、在逆境中坚守、在讲台上燃烧的老人，肉身虽已离去，但他端端正正写下的那个“人”字，依然是无数后学心中最硬的骨头、最亮的灯，激励一代又一代学人续写中国人文学术生生不息的精神传统。

原标题：《奠基两大学科，写正一个“人”字，今年是他诞辰11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