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83年8月7日，大连周水子机场，空军试飞员孙天勤驾驶一架歼七二型战斗机升空。地面人员听到“座舱冒烟、请求跳伞”的呼叫后，曾以为飞机即将失事，却发现它突然改变航向，向朝鲜半岛方向高速飞去。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飞行事故。孙天勤事先做过准备，利用试飞机会熟悉航线、计算油量，也观察了沿途空域情况。飞机从八千米高度迅速下降，短暂脱离地面监控后再次爬升，随后越过海面，降落在韩国一处机场。
塔台一度十分紧张。有人问：“飞机还能联系上吗？”无线电里没有回应。直到消息传来，地面才确认，飞行员并未跳伞，战机也没有坠毁，而是被孙天勤驾机带离了中国大陆。
孙天勤出生于1937年，陕西凤翔人。1956年，空军开始从地方中学毕业生中选拔飞行学员，他从西安师范学校毕业后入选，成为较早一批地方飞行学员。那个年代，飞行员培养周期长，训练成本高，能进入战斗机部队并不容易。
他的学习能力较强，很快完成训练，成为正式飞行员。问题出在家庭遭遇上。孙天勤的父亲孙培荣曾在公私合营企业中担任资方代理人，后来受到政治审查和批判。根据公开资料，其父在长期压力下于特殊年代自杀，这件事给孙天勤留下了很深的刺激。
孙天勤本人也受到牵连，曾被停飞。1975年，父亲的问题得到平反，他重新回到部队。但平反并没有消除他心中的不满。那些曾经造成伤害的人没有受到相应惩处，在他看来，个人命运也被耽搁了多年。
重新归队后，孙天勤被安排到空军试飞系统工作。这个岗位专业性很强，却未必符合他对军衔和前途的期待。值得一提的是，家庭创伤、个人失意与现实诱惑，并不是一回事，却在他身上逐渐纠缠到了一起。
两岸长期对飞行员采取争取政策。自1949年国民党政权退往台湾后，双方都曾通过宣传、联络和奖励，吸引对方飞行员驾机投奔。台湾方面开出的条件尤其醒目，黄金、军衔和待遇，构成了极具诱惑力的组合。
孙天勤显然知道这些先例。此前已有飞行员驾机离开大陆，并在台湾获得较高军衔和物质奖励。对一名熟悉战斗机性能、航线和训练情况的试飞员来说，一旦成功，既能获得财富，也可能成为政治宣传中的“重要人物”。
1983年5月以后，孙天勤随试飞小组在大连执行歼七系列战斗机试飞任务。歼七二型在当时属于中国空军较先进的战斗机。三个月时间里，他反复观察飞行条件，寻找合适的出逃方向。8月7日，他选择在执行任务时动手。
这次叛逃之所以受到高度关注，不只是因为飞行员职务较高，还因为被带走的飞机属于现役先进型号。公开叙述中，台湾方面后来给予孙天勤七千两黄金，折合当时货币约一亿二千万元，并授予其上校军衔。具体兑现方式和金额细节，因资料来源不同，表述并不完全一致。
飞机抵达韩国后，孙天勤又被转往台湾。台湾方面曾安排接待和宣传，使他一度成为舆论焦点。他本人也曾表示，促使自己叛逃的重要原因，是父亲蒙冤和个人遭遇。
但政治宣传期一过，现实便显露出来。一个通过叛逃获得待遇的人，很难真正取得接纳他的政权的完全信任。孙天勤虽有上校军衔，却没有因此进入最核心的军事决策圈，能够接触的机密也受到限制。军衔可以授予，信任却无法靠奖赏换来。
此后，他逐渐淡出台湾军政视野，几年后退役，后来辗转加拿大和台湾之间生活。关于他的婚姻、家庭和晚年，公开资料记载不一，但可以确定的是，他离开大陆时，留下了母亲、妻子以及年幼的子女。2017年，孙天勤在海外去世，始终没有返回故土。
一架战斗机、一笔黄金、一个上校军衔，改变了他的生活轨迹，却没有替他解决内心的怨恨。对国家而言，先进战机和飞行员训练成果的损失可以计算；对孙天勤本人而言，离开之后得到的身份和财富，也没有换来真正的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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