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7年8月27日，大别山新县一带，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渡过淮河，进入鄂豫皖腹地。地图上的这一跃，不过是一条箭头；落到战士脚下，却是没有粮道、没有鞋袜、没有稳固后方的长途苦战。
大别山横跨鄂豫皖三省，是淮河与长江的分水岭。它的战略位置极重：向东可以威胁南京、上海，向西能够牵制武汉，向南则有截断长江的可能。国民党军若守住这里，便能把解放军挡在长江以北。
问题在于，这片山地并不富裕。多年战争反复扫荡，乡村早已残破。山路狭窄，村落分散，粮食产量有限，根本承受不起大部队长期驻扎。刘伯承、邓小平对此心知肚明，毛泽东也曾估计三种结果：付出代价后撤回，站不稳脚在周边打游击，或者咬住牙站稳脚跟。
真正的困难，很快从身体上找到了突破口。
晋冀鲁豫部队中有不少北方战士，习惯小米、面食和山药蛋，突然改吃大米，许多人出现腹泻、乏力等症状。后来连稻谷也难以保证，战士们不会舂米，只能把带壳稻谷下锅煮，米没熟，稻壳反而划破喉咙。
“吃大米，铺稻草，一不小心就摔倒。”这句顺口溜，后来在部队里传得很广。它说的是饮食，也说的是环境。
大别山的所谓道路，很多只是田埂和山间小径。重炮、辎重车难以通行，石桥又窄，骡马常常被卡住。为了不拖慢行军速度，一些火炮和弹药不得不就地掩埋，辎重车则被毁掉。行军部队从炮兵变成了轻装步兵，作战方式被地形硬生生改了。
秋雨一来，田埂像抹了油。战士们一步一滑，摔倒是常事。布鞋磨破后，只能赤脚踩在碎石和泥水里，脚底裂口流血。南方战士教大家打草鞋，许多人一晚要做出十几双，可草鞋遇水便坏，有时走不了几里路就散了。
潮湿、疲劳和缺少药品，又把疾病推到了面前。虱子、疥疮、痢疾、疟疾接连出现。1947年10月6日，原野司政治部保卫科长张之轩在日记中记下，9月份部队病号普遍达到三分之一，多时甚至接近一半。那不是抽象数字，而是成批无法行军、无法作战的战士。
比疾病更棘手的是吃饭。部队深入敌后，无法依靠晋冀鲁豫解放区供应，只能在当地筹粮。大别山百姓同样贫苦，而且国民党军、地方武装来回征发，乡亲们手里的粮食早被反复刮过。
有的征粮人员向老乡解释：“我们是借粮，打下天下一定归还。”老乡不是不愿帮，而是确实拿不出。部队只好打借条，让群众藏好。后来一些老房拆除时，墙缝里仍能发现当年的借条。
粮食不够，部队一天吃两顿甚至断炊。一次，某机枪连把桐油误当食用油炒菜，全连吃后上吐下泻，却仍奉命参加攻城。战士们扶着机枪射击，边吐边打，县城最终被攻下。
军事压力也在同步加重。国民党调集大批正规军，并依靠保甲、联防和地方武装封锁山区。群众只要接触解放军，就可能遭到报复，因此见到部队便躲进竹林、苇丛和山沟。有人听见狗叫，带着孩子连夜逃走，甚至跳进水塘。
这让刘邓大军意识到，建立根据地不能只靠打胜仗。1947年9月2日，刘伯承、邓小平在新县小姜湾召开整顿纪律大会，明确提出严禁抢掠、强奸和枪杀群众，违者严惩。后来，警卫团副连长赵桂良因拿走店铺里的花布和粉条，被公开处决。
这件事震动了当地百姓。有人说：“这才是真正的八路军。”话很朴素，却说明军纪正在重新赢得信任。部队宁可淋雨露宿，也不强行进屋；战士借了鞋，若没有留下财物，便必须送还。
大别山的苦，难在敌人、山路、疾病和饥饿同时压来，更难在群众基础几乎要从废墟中重新建立。杜义德后来回忆，自己经历过长征、西路军和抗美援朝，仍认为大别山最苦。因为那里不仅要打仗，还要在没有后方的情况下活下来，并让百姓重新相信这支队伍不会再次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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