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1年1月，贵州息烽，李克农押着两辆车，护送桂林八路军办事处人员和物资前往重庆。皖南事变后，沿途关卡林立，国民党特务奉命盘查，气氛异常紧张。
车辆刚到检查站，特务便要求搜查李克农乘坐的小车和公文包。机密文件就在车内，李克农没有争辩，反而厉声喝道：“连我的车也要查？谁给你们的胆子？”
对方搬出“查捕叛党”的命令，李克农立即反问：“前线抗日的新四军，怎么成了叛党？”一番义正辞严的斥责，让对方一时不敢贸然动手。随后，他又亮出一份介绍信，声称阻拦军委车辆者将被严惩。
那并不是什么“军委会命令”，只是办事处出具的介绍信。可李克农的身份、语气和临场判断，成功震住了对方。车辆通过数道关卡后，途中又有一名国民党军统人员要求搭车。对方误把“十八集团军”的标识看成“十八军”，李克农顺势应对，借他的身份一路通行，最终安全抵达重庆。
这类险境，李克农并非第一次遇到。他最重要的一次行动，发生在上海地下斗争最危险的时刻。
1931年4月，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后叛变。作为中共中央特科的重要负责人，他掌握上海中央机关、交通线和联络方式。一旦这些情报落入敌手，后果难以设想。
在南京的徐恩增身边，钱壮飞截获了六封加急电报。电报标有“徐恩增亲译”，钱壮飞立即意识到情况不对。他设法译出内容后，连夜派女婿刘杞夫赶往上海，将顾顺章叛变的消息送给李克农。
消息抵达时，已是4月26日。李克农没有慌乱，也没有按照平时的接头方式冒险寻找陈赓，而是先设法联系江苏省委。通过陈云等人的帮助，他终于把情报送到周恩来手中。
当夜，转移行动迅速展开。中央机关、江苏省委、共产国际驻沪机构以及一批重要干部，陆续撤离原有住所；已经暴露的交通关系、接头暗号和联络方式，也被立即废止。
4月27日，国民党特务赶到上海时，许多机关已经人去楼空，尚未带走的文件正在燃烧。敌人扑了个空，只能从灰烬中判断：目标就在几分钟前撤离。
这几分钟并不是偶然得来的。李克农早年做过报刊编辑，熟悉文字、舆论和社会关系。1920年前后，他因发表反对苛捐杂税的文章被捕，获释后逐渐认识到，仅凭一支笔难以改变现实，必须投身革命。
1928年后，中共中央在上海建立特科，承担情报、保卫和反奸任务。李克农通过考试进入上海无线电管理局，表面上任职，实际上打入了国民党特务系统。他与钱壮飞、胡底形成重要情报网络，长期向党组织传递敌方机密。
有意思的是，国民党特务头目徐恩增曾把钱壮飞、李克农、胡底视为自己的得力干将，却不知道这三人真正效忠的对象并不是他。许多国民党方面的绝密信息，经过他们之手，已经被及时送往中共中央。
李克农的价值，不只体现在上海那次紧急撤退。1935年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中央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列为重要任务，他负责争取东北军。面对张学良部下，他没有空谈口号，而是从东北军战俘和军官入手，讲清“九一八”后的国耻家仇，也说明共产党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
东北军军官高福源因此成为沟通双方的重要人物。1936年1月，李克农前往洛川与张学良接触。两人对抗日目标有共识，但在是否联合蒋介石的问题上存在分歧。李克农没有强行争执，而是坦率表示，重大问题应由周恩来出面商谈。
这种做法看似退让，实际却保留了继续接触的空间。后来西安事变前，张学良与中共之间已经有了较充分的沟通，这与李克农此前的工作密不可分。
他长期隐蔽在敌后，几乎没有率军冲锋的经历，却承担着判断敌情、保护干部、维系统战的任务。朝鲜战争谈判期间，他还参与情报和安全方面的工作。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制，李克农被授予上将军衔。周恩来曾评价，他虽没有带兵上阵，但对革命事业的作用，完全可以比作一个军。
1962年2月9日，李克农因脑溢血在北京逝世，享年63岁。属于他的战场，没有硝烟和战壕，更多时候只是一部电报、一份文件、一次判断，以及必须比敌人更快的几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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