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9年6月下旬，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刘少奇与斯大林的一次会谈，牵动了新中国筹建进程。此时的解放战争尚未结束，人民解放军正在向华南、西南推进，国民党军队仍控制着部分地区。可新政权究竟何时成立，已经成为摆在中共中央面前的现实问题。
当时，北平已经和平解放，渡江战役也取得决定性胜利。南京、上海相继被人民解放军接管，国民党政权的统治基础迅速瓦解。不过，军事上的胜利，并不等于全国局势已经完全平定。广东、广西、四川、云南以及西北部分地区，仍有战事持续。
就在这个关口，刘少奇受中共中央委托访问苏联。此行并不是普通的友好访问，而是要向苏联说明中国革命的进展，争取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支持，同时了解苏联对新中国成立时机的判断。
刘少奇抵达莫斯科后，于6月27日同斯大林会面。会谈涉及中国革命形势、国民党政权残余力量、美国可能采取的政策，以及新政府的建立等问题。斯大林十分关心一个具体问题：中共中央准备什么时候正式成立中央人民政府？
根据后来公开的回忆和相关史料，刘少奇当时介绍的计划，是把成立新政府的时间放在1950年初，常被概括为1950年1月1日。这个安排并不难理解。那时解放军还在作战，筹备全国性政治会议需要时间，政权接管、城市管理和经济恢复也不能一蹴而就。
斯大林的意见却偏向于尽快建立新政权。他担心，如果时间拖得太久，国内外反动势力可能利用过渡期制造混乱，西方国家也可能借机干预中国局势。有关谈话的具体措辞，在不同材料中并不完全相同，但核心意思比较明确：既然革命形势已经发生根本变化，就不宜把建国时间拖到太晚。
刘少奇回国后，将会谈情况向中共中央作了报告。此时的毛泽东正在北平主持全国性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斯大林的意见当然不能代替中国自己的判断，却为中共中央重新评估建国节奏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外部参照。
有意思的是，开国日期并不是收到一封电报后立即拍板，也不是单纯由某一位外国领导人的一句话决定。中国方面还要考虑军事进展、政权组织、代表会议安排和首都安全等多重因素。能否在秋季完成筹备，才是问题的关键。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会议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选举产生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并确定国都、国旗、国歌和纪年方式。建国的制度框架，至此基本搭建完成。
9月27日，会议通过决议，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为北平，并将北平改名为北京；同时决定以五星红旗为国旗，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到了9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已经确定，举行开国典礼所需的政治条件成熟。
因此，10月1日并非仓促决定。它是军事形势、政治筹备和国际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原本设想在1950年初建立中央人民政府，后来提前到1949年10月，时间上约提前了三个月，但这个“提前”经历了数月酝酿，并非简单的临时起意。
1949年10月1日下午，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登上天安门城楼，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成员在城楼上就职。毛泽东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随后，五星红旗第一次在新中国的国家典礼上升起。朱德检阅人民解放军受阅部队，随后举行盛大的群众游行。此时，全国尚有部分地区未完成解放，西南、华南的战事仍在继续，人民解放军还要承担统一全国和肃清残余武装的任务。
所以，开国大典的举行，并不意味着所有战事已经结束，而是意味着一个全国性的中央政权正式建立。它先以国家名义确立政治中心，再继续完成军事统一、地方接管和社会重建。斯大林的判断，促成了中国方面对时间表的重新考虑；真正作出决定的，仍是中共中央对国内战局和建国条件的综合权衡。
天安门城楼上的那次宣告，既是战争进程中的政治转折，也是政权建设由筹备走向正式运行的标志。就在典礼举行时，解放军的部队仍在向尚未解放的地区推进。新中国的成立与全国统一，并不是同一天完成的两件事，而是前后衔接、彼此推动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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