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辰：《宝剑记·夜奔》“红（黄）巾” 考——兼谈水浒故事中的“红巾”

明嘉靖时，李开先《宝剑记》出，其中《夜奔》一折搬演至今不衰。

明嘉靖二十六年自刻本《宝剑记》

但有一桩公案，不止于场上，影响至案头一端，即剧中林冲所唱【折桂令】：

封侯万里班超，生逼做叛国的红巾、背主的黄巢。恰便似脱扣苍鹰，离笼狡兔，摘网腾蛟。救急难谁诛正卯？掌刑罚难得皋陶！鬓发萧骚，行李萧条。这一去，博得个斗转天回，须教他海沸山摇。

该句曲文异文迭出，尤其“红巾”二字，李万春、裴艳玲等名家唱作“黄巾”；前日读书，见周汝昌、张卫东等学者也论述过这一问题，周主“黄巾”，张主“红巾”。屡有争议，难以定论。

回归文献层面，尤其是元明俗文学的整体语境中，一“红”，一“黄”，以谁为是？舞台演出与文献校勘，是否当一致？是一当说清的问题。

“红巾”为原貌

《宝剑记》嘉靖二十八年（1549）刻本尚存，应最接近原貌，该处写作：

生逼做叛国的红巾、背主的黄巢。

《弦索辨讹》

清顺治六年（1649）沈宠绥《弦索辨讹》，专为当时北曲演唱注音立范，所录《夜奔》【折桂令】中作 ：

俺指望封侯万里班超，生逼做叛国红巾、背主黄巢。

此两例足成定论，“红巾”无误。

再如：

1. 车王府藏清钞高腔《夜奔全串贯》，曲文作“生逼作叛国红巾，到作了背主黄巢”，旁注唱读字音。高腔源自昆腔而流布民间，仍承袭旧文，可见“红巾”为正。

2. 清刊《缀白裘新集二编》所收昆腔《夜奔》，作“生逼做叛国红巾，今做了背主黄巢”。

该二种高腔、昆腔演出本，与《宝剑记》版本颇有不同，但此处均未改，可见一斑。

《缀白裘》

另外，明传奇《元宵闹》有“昂昂英俊，忍甘为叛国红巾”语，显系化用《宝剑记》成句。

据笔者所见，最早的“叛国黄巾”出自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陈与郊《灵宝刀》传奇第二十七出“窘迫投山”：

指望封侯万里班超，生逼做叛国黄巾，背主黄巢。

然《灵宝刀》系改订《宝剑记》，并非李开先原作；且该剧“流传未广”（傅惜华先生语），未进入后世舞台传承主线，仅可视为改编者的个人改笔，不足以据校原文。

综上，“红巾”源流清晰，在明清两代也系主流用法，当为原貌。

为何会出现“黄巾”？

客观地说，《灵宝刀》改“红巾”为“黄巾”的原因，今人只能猜测。但近年舞台演出多用“黄巾”的原因，我们大体能够明确。

周恒《艺融南北第一家 李万春传》：

红巾是元朝末年的事，放在宋代人嘴里不合适。李万春过去曾改为黄巾，提前到后汉。

《艺融南北第一家：李万春传》

张卫东《〈宝剑记·夜奔〉表演传承始末》可印证此话：

在“叛国红巾”一句中又有人提出意见，说此处与历史不符，应该改作“叛国黄巾”来对仗“背主黄巢”，所以此剧近来多唱“叛国黄巾”。

侯少奎在《昆曲〈宝剑记·夜奔〉林冲表演详解》中也提到：

周（汝昌）先生还提到了一些不同的看法，如《夜奔》戏词中的“红巾”应为“黄巾”等等，因为旧本中是“黄”，而“红巾”是元代的事，周先生认为这些“错误”是当时文人们给我父亲讲戏词改戏词时的失误。

昆曲《宝剑记》林冲剧照

以上三条，互有出入，但有一点很明确：林冲是宋朝人，红巾是元末事，林冲说出“红巾”不合理。

这种说法听上去很有道理，现存《宝剑记》各版本虽为“红巾”，但会不会李开先写错了，或者后人抄错了？这就要讨论下“红巾”的词义了。

“红巾”到底指什么？

《辞海》给了“红巾”三个解释：

1、南宋初年北方抗金义军。

2、元末农民利用白莲教组织的起义军。

3、清咸丰年间广东天地会起义军。

《辞海》第七版彩图版

从创作年代看，李开先当是采用1/2中的一说。但故事发生于北宋末，1说略牵强、2说则更近硬伤。

实际上，《宝剑记》“红巾”不属以上三种，而是在前两说即宋、元红巾军基础上，延伸出的对起义（或造反）者的泛称。

如侯少奎《昆曲〈宝剑记·夜奔〉林冲表演详解》就说：

“红巾”是指过去起义的时候，人们在枪和杆上系上红布，表示起义。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2月出版的《中华活页文选合订本（五）》收录《宝剑记》第三十七出，并为“红巾”出注：

南宋初年北方抗金的义军，因以红巾为标志，故称红巾军。元末的农民起义军，以红巾包头和红旗为号，也称红巾军。这里是李开先借用来泛指历史上一般的农民革命队伍。

二说都指出了《宝剑记》“红巾”系泛指，而非特指某一支起义队伍，但均系今说，是否有来自李开先时代或更早的依据呢？

《宝剑记校注》

来自其他水浒故事的证据

求诸千里，失之眉睫，李开先“红巾”写法不误的证据，不必远求，就在于创作年代相近、故事题材相同、体裁多属俗文学的水浒故事中。

（一）元杂剧中的“茜红巾”

笔者近翻《元曲选》《元曲选外编》等，发现戴“茜红巾”（即乌红色头巾）者，均系绿林人物，甚至有两部水浒杂剧直接将“茜红巾”定位成绿林草莽标志。

元代高文秀《黑旋风双献功杂剧》，宋江说李逵相貌打扮“也不是个好人”，标准之一就是“茜红巾”。而元代无名氏《鲁智深喜赏黄花峪杂剧》，同样的文字再度出现。

虽说有二者有抄袭嫌疑，但反而印证了元代水浒故事中，“茜红巾”与绿林草莽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元曲选》（附外编）

另外，《争报恩三虎下山》，梁山泊三十六个英雄汉“茜红巾万缕霞生”；《同乐院燕青博鱼杂剧》中，燕顺戴“石榴色茜红巾”；《新编黑旋风仗义疏财》，李逵“茜红巾额头上拴定”；……

另外，《三国志平话》中的巩固、《玉环记》《金雀记》中的众喽啰等，也头戴茜红巾，均与落草为寇有关。

可见，将“红巾”与绿林人物绑定，在元代、在早期水浒故事中，已有苗头了。

（二）《水浒传》中的“红头子”

《水浒传》“镇三山大闹青州道 霹雳火夜走瓦砾场”：

秦明大怒道：“红头子敢如此无礼。”

知府：“城上众人明明地见你指拨红头子杀人放火。”

宋江：“点拨红头子杀人。”

这里的“红头子”，指小说中的“清风山强盗”，清代孙锦标的《通俗常言疏证》以《水浒传》为例，直接将“红头”归入“强盗”类。

《通俗常言疏证》

可见，在《水浒传》创作语境中，甚至不必上升到起义或造反的高度，一般的绿林好汉、山贼草寇就可称“红头子”。

显然，“红头子”“红巾”字义相近，无非雅俗之别，在《水浒传》《宝剑记》中均指强人、造反者，并无问题。

在作者眼中，头戴红巾，就如同“聚众烧香”等行为，是造反者的标志，正印证“泛指历史上一般的农民革命队伍”说法。

而《水浒传》中，除一“裹红花绿叶罗巾”的伶人外，其余戴红巾者都系山寨中人，如周通、陈达的“干红凹面巾”，阮氏三雄的“绛红巾”，郑天寿的“绛红头巾”，李逵等四人所率步军的“绛红罗头巾”……足见红巾是草莽武装的外在标记。也可为本文论点作一旁证。

（三）水浒故事之外

类似例证也不仅见于水浒故事系统中。

如宋末周密《齐东野语》：

一日内宴，伶人衣金紫，而幞头忽脱，乃红巾也。或惊问曰：贼裹红巾，何爲官亦如此？傍一人答云：如今做官底，都是如此。

明汲古阁刊本《齐东野语》

这条笔记中，凡“裹红巾”者，不论良贱，都有“贼”的嫌疑，扣上了“贼”帽子。

显然，宋元两次以红巾为标识的起义，声势遍及南北，民间记忆尤深，于俗文学影响亦尤深。

高文秀、施耐庵、李开先等水浒故事作者的创作，即受此影响，“茜红巾”“红巾”“红头子”等字眼成为泛指绿林、江湖强人乃至造反、起义者的标志，林冲唱“红巾”，且“叛国”，是符合当时创作者认知的。

结语

综上，从版本演变和水浒故事传统两方面，都能确认《宝剑记・夜奔》【折桂令】中为“红巾”，而非“黄巾”。

但是，这只是案头的文字，不能以此律舞台演出。演员根据自身的文化修养、基本功、天赋条件等，会对剧本不断修订，只要符合舞台美感即可。

侯永奎、侯少奎父子两代“活林冲”，均唱“红巾”，固然原汁原味；而裴艳玲《夜奔》也是冠绝舞台数十年，享誉大江南北，也无人以其唱“黄巾”为非。

《宝剑记》工尺谱

倒是前文中，侯少奎先生文章提及周汝昌先生的例子（笔者未见到周先生《活林冲侯永奎》原文，只能以侯先生转引版本为据），无异于给文字工作者（无论作家还是学者）敲了一次警钟，以案头律舞台，一定要严谨，言必有征，周汝昌先生想当然、以习典作原貌，导致文献、文义判断均有瑕疵，当是一诫。

另外，该曲牌还有“聚义红巾”“好汉黄巢”等异文，但较易溯源、理解，容待笔者后续再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