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春，李又兰抱着儿子的一张珍贵留影，不愧为新四军第一美女，风采依旧！

1944年8月，苏北根据地，张爱萍在尘土和军务之间抬起头，忽然看见了多年未见的妻子李又兰。她怀里抱着孩子，衣服打着补丁，脸色苍白，眼底满是血丝。张爱萍一时没有说话，只是快步上前，把妻儿紧紧搂住。

这张照片，正是在那段特殊岁月里留下的。照片中的李又兰穿着旗袍，外面搭着开衫，怀中的孩子睁大眼睛，神情安静。她面容清秀，姿态端庄，难怪当年在新四军中被战友称作“一枝花”。不过，若只把她看成漂亮女子，反而遮住了她人生中最硬的一面。

李又兰出生于浙江宁波小港的富裕家庭。父亲李善祥是爱国实业家，曾在东北经营苹果产业和工厂，后来因拒绝替日本人效力，带着家人返回宁波。家境优渥，却没有把李又兰养成只知享受的闺秀。父亲的选择，让她很早便明白，家业可以舍，人的操守不能丢。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时，18岁的李又兰已经不满足于在家中读报、听消息。她带着弟弟妹妹，和小港一批青年离开故乡，设法寻找抗日队伍。1938年初，她们辗转到达武汉，找到八路军办事处，希望前往延安。

当时办事处事务繁忙，年轻人想见周恩来，并不是进门就能见到。李又兰一行人在门外等了很久，迟迟不肯离开。直到深夜，周恩来才抽出时间接见她们，随后建议她们前往南昌新四军办事处。这个安排，改变了李又兰后半生的道路。

有意思的是，当年负责接待、劝她们暂时回去等候通知的年轻参谋，正是张爱萍。多年以后，两人相识相爱，李又兰偶然提起武汉“堵门”的往事，张爱萍才恍然大悟：“原来带头的就是你！”这段相逢，带着几分巧合，也带着战乱年代特有的仓促。

进入新四军后，李又兰参加战地服务工作。她能做演讲，也能写材料、记速记，行军时还要随部队转移。她的美貌引人注意，真正让战友信服的，却是办事利落和吃苦耐劳。战地没有花园，也没有安稳书桌，纸张、油灯和急促的军情，构成了她日常工作的全部。

1941年华中局扩大会议期间，李又兰担任速记员，张爱萍以新四军三师九旅旅长身份列席。会议结束后，张爱萍替她找回遗失的手套，借机说：“要谢我，也得教我速记。”两人由此熟悉起来。一个敬佩对方的军事才能，一个欣赏对方的聪慧和坚韧。

1942年8月8日，经陈毅代军长批准，两人在一间小草房里举行婚礼。婚姻没有改变他们的工作方式，反而多了一份彼此体谅。两人曾约定，孩子主要由李又兰照料，不能耽误张爱萍作战；教育孩子要正直、自立、好学，不能因为父母身份而娇惯。

这份约定，很快便遇到现实考验。1943年，日伪军对盐阜根据地展开大规模“扫荡”，张爱萍承担根据地党政军工作，无法离开岗位。此时李又兰已经怀孕，为了不牵制丈夫，她转移到东海县一户进步士绅家中。不久日军飞机轰炸，藏身处被毁，她只能继续撤离。

后来，李又兰在护送下前往上海，却在码头与同志失散。身无分文、临近分娩的她，只能靠好心人接济，在寒冬中辗转半月，最终回到宁波小港。孩子出生后，她没有选择留在母亲身边，而是等儿子满月，便抱着襁褓再次踏上寻找部队的路。

也正因为这段经历，1944年的那张母子合影显得格外特别。画面看似平静，背后却是逃难、分离和长途跋涉。照片里的旗袍与开衫，并不能说明她过着安稳生活；那只是一个母亲在颠沛之中，努力替孩子保留的一点体面。

李又兰回到苏北后，曾在张爱萍的记事本扉页看到一行字，大意是：若自己牺牲，请通知妻子李又兰，地址写在宁波小港李家。短短几字，没有豪言壮语，却把战场上的生死和家庭牵挂放在了一起。她读完后落泪，并非因为陌生，而是因为太清楚丈夫每天面对的是什么。

1946年，张爱萍在一次战斗中遭炮弹重创，昏迷不醒。组织安排李又兰护送他前往后方医院。她一边照顾不满周岁的二儿子，一边守着担架，从苏北经胶东，再由烟台渡海到大连。白天躲避敌情，夜里给丈夫擦身、喂水，困极了就靠在长凳上短暂休息。

张爱萍后来对身边人说：“我这条命，是又兰从阎王手里抢回来的。”这句话并不夸张。那一路没有专门护理条件，也没有安全保障，李又兰承担的是妻子、母亲和护送员三重责任。她不是站在将领身后的陪衬，而是在关键时刻替家庭和丈夫扛住了最沉的一段路。

新中国成立后，张爱萍长期承担重要军事和国防任务。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期间，他担任现场总指挥，长期在西北戈壁工作，行踪和工作内容都处于严格保密状态。李又兰常常只能等待，连丈夫去了哪里、何时回来，也不能多问。

晚年夫妻终于有了相对安稳的生活。1998年冬天，李又兰因病住进三〇一医院，张爱萍得知后立刻赶去，紧紧握住她的手，直到医生确认没有大碍才放下心来。几十年风雨，把这对夫妻从战地草房带到了白发相守，而那张抱着孩子的留影，仍保留着他们最艰难岁月中的一个瞬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