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春,北京密云猪头岭深处,邓玉芬抱着发烧的小儿子,躲在一处山洞里。洞外,日伪军正在搜山,脚步声由远而近,碎石不时滚落下来,洞中的百姓和抗日人员没有人敢出声。
孩子才七岁,饥饿、寒冷和高烧让他不断哭闹。哭声一旦传出去,躲藏在附近的人就可能暴露。邓玉芬死死捂住孩子的嘴,眼看敌人逼近,只得将棉絮塞进孩子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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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山的敌人终于离开。邓玉芬急忙取出棉絮,可孩子已经昏迷。她不停呼唤,孩子醒来后,只重复着一句话:“妈妈,我饿。”那一夜,年幼的生命没有熬过去。
这不是邓玉芬第一次面对这样的生离死别。多年战乱中,她的丈夫任宗武和几个儿子先后参加抗日斗争,任家也因此成为八路军伤员和交通人员经常落脚的地方。她把自家不多的粮食拿出来,鸡蛋留给伤员,自己和孩子却常常以野菜、粗粮充饥。
邓玉芬没有读过多少书,却明白一个最朴素的道理:侵略者要的不只是粮食和土地,还想让百姓忘记自己是谁。日伪推行奴化教育时,她反复告诫孩子:“咱们是中国人,不能忘了祖宗。”
密云山区地形复杂,抗日力量依靠群众才能生存。日伪军为了切断军民联系,推行“无人区”政策,驱赶百姓,毁坏庄稼,封锁山路。邓玉芬一家被迫躲进山里,丈夫和年长的儿子参加抗日队伍,留在家中的她则带着年幼孩子开荒种地,为部队筹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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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任家准备回到“无人区”春耕。丈夫和两个儿子先去搭窝棚,却遭到日伪军袭击。丈夫遇害,一个儿子被捕,另一个儿子也未能生还。消息传回时,邓玉芬几度昏厥,亲友劝她暂避风头,她擦干眼泪,只说:“走,去种地。姓任的杀不完,咱和鬼子拼到底!”
这句话不是一时冲动。对她而言,种地并不只是为了活命,也是给山里的抗日队伍送去一口粮。土地被敌人铲掉,她就重新播种;交通被封锁,她就想办法掩护伤员。她没有枪,却用一双手支撑着一个隐秘的抗日据点。
灾难仍接连而来。前线的大儿子牺牲,被捕的儿子死在狱中,负伤回家的二儿子也因伤势过重,倒在母亲怀里。邓玉芬曾照料过许多部队伤员,这一次,躺在她面前的却是自己的亲生骨肉。她连一枚鸡蛋都没来得及喂给儿子,孩子便停止了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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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小的孩子死于那场搜山。等乡亲们将孩子掩埋,邓玉芬在坟前坐了一夜。第二天,她仍然回到地里干活。她对乡亲们说:“只要大家平安,小七的死就值了。”话很短,却压着一个母亲难以承受的痛苦。
抗日战争胜利时,邓玉芬家中已经有多人牺牲,还有儿子下落不明。她曾到亲人坟前报信,把胜利的消息一一告诉他们。可战争并没有立刻结束,解放战争开始后,家中仅存的儿子仍然报名参军。
送儿子到部队后,邓玉芬一度后悔。她只剩这一个孩子了,任家几乎断了香火。第二天,她赶到驻地,看到周围同样年轻的战士,忽然又停住了脚步。她明白,别人的儿子也是母亲的心头肉,若人人都把孩子领回家,前线便无人可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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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抚摸着儿子的脸,改口嘱咐道:“记住父兄是怎么死的,好好打仗,立功回来见娘。”儿子后来没有回来。1948年,解放战争即将取得胜利之际,他牺牲在战场上。
邓玉芬一生没有显赫身份,也没有留下多少文字。她的事迹,是由乡亲、战士和地方资料一点点保存下来的。2014年,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七十七周年仪式上,她作为抗战母亲的代表被再次提及,“把丈夫和五个孩子送上前线”的故事由此广为人知。
1970年,邓玉芬走完一生。按照她的遗愿,亲友将她安葬在公路旁。她生前说过,那里能看见部队经过,还能等着十团的孩子们凯旋。 ધ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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