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很多人了解抗战结束后的那段历史，大多把目光放在前线战场和国共局势上，很少有人留意发生在汉口的这一桩旧案。事情过去了七十多年，很多细节慢慢被淡化，只有翻看当年报纸报道、司法卷宗和当事人的零散回忆，才能还原整件事的原貌。
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国民党政府为了维持内战，在外交上高度依附美国，大量美军人员留在国内各大城市。武汉作为华中最重要的交通枢纽，驻扎了不少美军官兵、美企外籍职员。当时美国在华人员享有特殊待遇，地方官府不敢轻易管束，街头美军酗酒滋事、欺凌百姓的事情时有发生，1946年北平沈崇案爆发之后，全国抗议美军暴行的呼声很高，可这类事件并没有真正停下来。汉口鄱阳街的景明大楼，原本是英商的办公楼，战后改成外侨公寓，里面还设了美军临时招待所，不少美国军官、企业职员长期住在这栋楼里，平日里就是外国人聚会社交的地方。
1948年7月下旬，美孚公司汉口分公司的副经理利富即将调回美国，他和美军少校乔治·林肯商量，要在景明大楼五楼办一场送别舞会。两个人提前找到菲律宾籍乐师赛拉芬，交代他负责找伴奏乐队，再邀约一批中国女性过来伴舞，特意提出不要中国男性到场。赛拉芬转头联系了长期打交道的中间人章月明、杨玉麟，几个人商量之后，没有说实话，对外散播消息说这场舞会是本地富商办的祝寿家宴，只是过去跳舞应酬，不会有别的事情，还许诺到场的女性会拿到酬劳和礼品。
中间人分头去联络人，找来的人成分很杂，一部分是舞厅从业者，还有不少军官家属、官员太太、家境不错的年轻女孩，年纪最小的只有15岁。这些人得到的信息都是普通家庭舞会，不少人抱着赴一场社交聚会的心态，没有多想就答应下来。8月7日晚上，三十多名女性分两批被接到景明大楼五楼，进门之后才发现在场的男宾全是外国人，心里已经开始不安，可大楼的电梯已经被利富的仆人锁住，出入口有人把守，想要离开已经来不及。
舞会刚开始的时候还算平静，音乐、喝酒、跳舞持续了一段时间，到午夜前后，楼里灯光突然熄灭，现场局面彻底失控。在场二十多名外籍人员当中，一部分人开始施暴，在场的女性四散躲避，大楼房间、走廊到处都是哭喊的声音。少数人趁着混乱从太平梯侥幸逃出去，其中一名女子连夜找到熟人，一起赶到汉口警察局报案。警局接到报案之后层层上报，办案人员顾虑涉外事件，一直犹豫不敢行动，拖到凌晨三点，警察才赶到景明大楼。这个时候大部分外籍人员已经离开，现场只剩下利富和林肯两个人，二人矢口否认施暴，警方没有开展搜查取证，简单问话之后就撤走了。
8月8日，汉口本地报纸率先把景明大楼的事情刊登出来，消息很快传遍全城。普通市民看到报道之后群情激愤，纷纷要求官府彻查案件、严惩施暴者。汉口参议会也正式向市政府发函，要求不能草草了结。国民政府迫于舆论压力，从南京派出监察院、外交部、国防部的人员组成调查组来到武汉。可调查组刚核实清楚涉案人员大多是美军、在华美侨，上层的态度立刻转变。当时国民党最需要美国的军事和经济援助，高层明确指示不能因为这件事破坏所谓中美邦交，办案风向一下子就变了。当地官方开始私下通知各家媒体谨慎报道，尽量压缩消息传播范围，很多受害者顾及自己和家人的名声，不愿意公开出面作证，取证变得格外困难。
事情曝光没几天，主犯利富坐飞机离开汉口，之后辗转去往香港，乔治·林肯和其他参与当晚事件的外籍人员，也陆续找借口撤离武汉，没有任何人被扣押审讯。案子拖了八个多月，一直到1949年4月1日，汉口地方法院开庭审理，站在被告席上的没有一个外国人，只有当初帮忙牵线的五名中国人，章月明、杨玉麟、刘宝山、曹秀英、章继宾。法庭最终以妨害风化、意图营利的罪名，分别判处一到三年有期徒刑。曹秀英本身是牵线的中间人，当晚她15岁的女儿一同赴约并受到伤害，最后依旧被判了刑。判决结果出来之后，民间一片哗然，所有人都看得明白，真正的当事人全身而退，几个底层中国人成了案件的担责者。
有一部分受害的军官家属，不甘心就这样不了了之，联名向上申诉，得到的回复大多是劝大家以大局为重，不要再继续追究。那之后这件案子舆论慢慢平息，官方很少再提起，很多当事人之后再也不愿意说起当晚的经历。几个月之后武汉解放，新政权接管城市，民国时期的办案卷宗被完整接收归档，只是很长时间没有对外普及，普通民众了解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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