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这一职务家族世袭，世代靠此捞钱，却从不招人恨，反而备受尊重

顺治三年，清廷初定北京，翰林院掌院学士范文程面对一批新选入馆的庶吉士，临时找来明末旧人陈广明，替他们操办入馆仪式。这次仓促安排，后来竟留下了一个延续数代的特殊差事。

这个差事叫“走馆”。

它没有品级，不列入正式官职名册，俸禄也不算丰厚，却长期出现在翰林院的日常运转中。更特别的是，明清两代，这个位置多由陈姓家族承接，形成了少见的家族世袭。

清代官员任用有严格制度。文官归吏部铨选，武官归兵部管理，品级、名额和职责都有章可循。翰林院的掌院学士、侍读、侍讲、修撰、编修、检讨等职务，均见于官方典制。

但“走馆”不在其中。

《大清会典》记载翰林院额定官员一百一十九人，其中包括待诏、笔帖式、典簿、孔目、供事等，却没有走馆的名称。由此可见，它更接近一种院内差事，而不是朝廷正式授予的官职。

它的出现，与庶吉士制度密切相关。会试、殿试之后，部分进士会被选入翰林院学习，称为庶吉士。入馆期间，他们要接受翰林官员教习，熟悉诏令、典章和文章写作，日常还要领取教材，参加考试，办理各种手续。

这些事务看似琐碎，却不能没人操持。

明代翰林院原有专人负责迎送仪注、分发书册、传递考卷，也替新入馆的庶吉士处理生活杂务。清廷入关后沿用旧制，相关人员一时没有正式编制，陈广明便被请来接手。

据清人张宝璇《朝野琐记》记载，陈广明在翰林院办事勤谨，待人周到，深得上下认可。他退下后，翰林院依照旧例，让他的儿子继续承办此事。就这样，一次临时性的安排逐渐固定下来。

走馆的工作，实在谈不上显赫。

给庶吉士发书，分考卷，传达通知，安排仪式，照看日常用品，遇到散馆时还要替他们准备宴席。说得直白些，既像书吏，又像管事，甚至有点“保姆”的意味。

每月三两银子的俸银，一年不过三十六两。京城物价不低，仅凭这点收入，很难维持一家人的正常开销。于是，走馆也有自己的生财办法，只是手段并不摆在明面上。

清代庶吉士入馆后，每人每月可领取四两公费。走馆常在新一届庶吉士入馆时逐一拜访，话说得很漂亮：“诸位都是朝廷选中的才俊，馆中事务还请多多照应。”

这番话并不难听，甚至带着几分恭维。庶吉士刚入翰林院，正处于意气风发之时，拿出一个月公费作为赏钱，许多人并不觉得是什么大事。人数一多，走馆便能得到一笔可观收入。

随后，他还会向庶吉士出售进士题名录、馆选录、翰詹编年等书。这些书确实有用，许多人也确实需要，只是价格和扣款方式并不总是透明。再往后，香烛、纸张、笔墨等用品，也可能被列入开销。

钱被一点点扣走。

奇怪的是，庶吉士们虽然心里明白，却很少因此公开翻脸。原因并不复杂：走馆收钱归收钱，办事却格外卖力。谁缺书，及时送到；谁要递交卷册，替其跑腿；谁初到京城不熟悉规矩，也能得到提醒。

有庶吉士私下抱怨：“这月公费，怕是又剩不下多少了。”

走馆只是陪笑：“诸位放心，馆里的事情，绝不敢耽误。”

这类你情我愿、彼此心知肚明的往来，久而久之便成了惯例。它当然带有牟利色彩，却没有发展成公开欺凌。走馆真正精明的地方，不是单纯伸手，而是把收取费用和提供服务捆在了一起。

庶吉士通常要在庶常馆学习三年，遇到恩科等特殊情形，学习期也可能缩短。散馆之后，他们便分赴各地或各部任职。每逢这时，走馆往往会在京城较好的酒楼设宴，为众人送行。

这顿饭未必全由他承担，却能把场面做得体面。席间说几句祝愿的话，回忆几件馆中小事，再请诸位日后多多关照。庶吉士离开翰林院时，带走的不只是行李，也带走了对走馆的复杂印象。

有人嫌他精于算计，有人却承认他办事可靠。更有意思的是，许多人后来身居高位，早年那点被扣公费的不快，往往没有变成真正的报复。走馆懂得留余地，也懂得不把事情做绝。

陈氏家族能够延续这门差事，靠的显然不只是祖上留下的名分。低调、节俭、少惹是非，也是重要原因。私人笔记中提到，陈氏家人收入不算低，却仍穿布衣布鞋，平日不张扬，不像一些书吏那样炫耀财物。

这套做派很关键。翰林院清贵，进出其中的又多是未来的官员，若过分贪婪，极易留下口实；若只知索取，又没人愿意替他说话。陈氏走馆把分寸拿捏在了灰色地带：有利益，却不显露；会经营，却不把人逼急。

因此，官方典制中没有他的名字，私人记载里却留下了他的踪迹。这个没有品级的差事，靠着服务、规矩和人情，在翰林院里维持了数百年的特殊位置，也成了清代官场中少见的家族性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