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00年冬，甘肃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被打开时，王道士面对满洞经卷，未必料到这些纸张会改变世界汉学，却也从此开启了一场持续多年的文物外流。
藏经洞中的经卷、绢画、纸画和佛教文献，后来被英国斯坦因、法国伯希和、日本橘瑞超、俄国鄂登堡等人分批带走。所谓“购买”，往往只是用少量银钱、茶叶或日用品换取数量惊人的珍贵文献。如今，大英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等机构仍保存着大量敦煌遗书。
有意思的是，流失文物并不只有书画。它们有的来自战争劫掠，有的经过古董商转手，也有的在旧时代被当作普通古物出售，最终进入海外博物馆。
书画类中，《丧乱帖》尤其特殊。东晋王羲之原作早已失传，今天所见是唐代摹本，内容写到家族墓地遭到破坏后的悲痛。1900年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后，这件摹本流出中国，现由日本宫内厅收藏。它的价值，不仅在于王羲之三个字，更在于唐代保存晋人书法面貌的罕见性。
顾恺之《女史箴图》同样是摹本中的精品。画卷取材于西晋张华《女史箴》，通过冯婕妤挡熊、班婕妤辞辇等故事，告诫宫廷女性修身守礼。原卷十二段，现存九段，1900年后流入英国，现藏大英博物馆。遗憾的是，关于英国曾以潜水艇交换此画的说法，缺少可靠史料支持，不能当作确定事实传播。
《历代帝王图》相传为初唐阎立本所作，现存作品也被认为是宋代或更晚的摹本。画中描绘刘弗陵、刘秀、曹丕、刘备、孙权等帝王，人物面貌和仪态带有鲜明的政治寓意。1937年，它经梁鸿志之手转售给美国收藏家，后由邓曼·罗斯捐入波士顿美术馆。
宋徽宗的《五色鹦鹉图》则让人看到艺术成就与政治失误的强烈反差。徽宗善书画，却在治国上重用蔡京、童贯等人，最终在1127年靖康之变后被金军俘虏。此画原入清宫，后在1860年英法联军劫掠北京期间从恭王府流出，现藏美国波士顿美术博物馆。
青铜器的流失，往往更难追回。商代晚期的双羊尊，器腹呈两羊相背状，造型雄健，现知有两件，一件在大英博物馆，另一件在日本根津美术馆。商代晚期的猛虎食人卣也存两件，分别收藏于日本泉屋博古馆和法国赛努奇博物馆。虎口衔人、器身厚重，既是礼器，也是商代宗教观念的实物记录。
唐昭陵六骏原有六块浮雕，分别纪念李世民征战时骑乘的战马。1914年，飒露紫和拳毛被古董商卢芹斋售往美国，后进入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其余四骏在运输和交易过程中被截留，现藏西安碑林博物馆。两件分离海外的石刻，至今仍是唐代雕刻史上的重要标本。
龙门石窟的《帝后礼佛图》由北魏孝文帝和文昭皇后礼佛场景组成，是宾阳中洞的重要浮雕。20世纪30年代，部分石刻在盗凿、拆运和交易中离开原址，现分别收藏于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和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石窟文物一旦被切割，损失的便不只是材料，还有它与洞窟空间之间的关系。
档案类国宝中，《永乐大典》的命运最令人惋惜。这部书并非普通文集，而是汇集经史子集、天文地理、医药工艺等内容的大型类书，初编于永乐年间，正本下落不明，嘉靖时期副本也在火灾、战乱和流散中严重残缺。现存四百余册，分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台北故宫博物院、大英图书馆等处。
永乐剑的流传则带有争议色彩。相传它与明成祖朱棣和西藏宗教人物之间的关系有关，1900年前后流出中国，1991年被英国皇家军械博物馆购藏。由于传承和年代鉴定存在不同说法，较稳妥的表述应是“传为永乐剑”，不能简单断言所有细节都已坐实。
圆明园十二兽首原是海晏堂喷泉的一部分，由郎世宁参与设计，清宫匠师铸造。1860年圆明园遭英法联军劫掠后，兽首陆续流散。牛、猴、虎、猪、马五首现藏保利艺术博物馆，鼠、兔两首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其他兽首或下落不明，或仍存在收藏争议。它们既是宫廷工艺品，也是圆明园劫难最直观的物证。
这些文物的去向，串起了战争、古董交易、私人收藏和近代博物馆制度。每一件器物都有自己的流转记录，有些证据清楚，有些仍待考证。把事实与传闻分开，反而更接近它们真实而复杂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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