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震惊中外。
张学良、杨虎城以“兵谏”的方式,逼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大局。
那一事变,被后世视为红军命运的关键转折点,也就是说要不是西安事变的发生,数万疲惫之师可能会被老蒋30万大军碾碎于陕北沟壑之中。
然而,上世纪80年代,徐向前在一次内部谈话中,道出了一个尘封了半个世纪的秘密,那就是:
“就算没有西安事变,当时我组织手中还攥着一张足以翻盘的王牌。”
那张王牌,就是鲜见于公开史料的“第二次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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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长征”计划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胜利会师,但让人没想到是,胜利的喜悦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
到达会宁后没多久,红军就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陕北苏区“各县山多,沟深林稀,缺水,土质松,人户少”,人口仅40余万,生产力极为低下。
而当时参加红军的人数已超过了3万,每天的消耗了极大,单单是粮食就很难供应。
“部队每天两顿稀粥,粥里能照见人影。”徐向前晚年回忆时仍唏嘘不已。
到了11月,北方已经进入冬季,天寒地冻日子更难过,大部分红军战士还穿着单衣单鞋,在饥寒交迫中纷纷病倒。
这还没完,除了生活方面的困境,当时红军还面临着外部压力:
北面,黄河天险与马家军骑兵虎视眈眈。
东面,阎锡山晋军沿黄河筑堡封锁。
南面,胡宗南、关麟征等30万敌军梯次推进。
西面,张国焘西路军2万人在河西走廊几近全军覆没,只有4000人成功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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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四面楚歌般的境地,11月份,毛主席等五人在安塞召开了一场极小规模的会议。
那场会议,达成了一份协议,一份名为《关于战略转移的预案》的方案,核心要点如下:
1、红军主力主动放弃陕甘宁,以“回魂战术”跳出包围圈。
2、路线:陕北→晋西北→吕梁→太行→冀鲁豫边区,再视情况南下皖苏,或西返陕南。
3、红四方面军余部改编为西路军,继续西进,吸引蒋军与马家军主力,掩护主力东移。
4、在华北日军侧后建立新根据地,抢占民族大义制高点,逼蒋抗日。
5、全程不带重武器,每人7天口粮,昼宿夜行,务求20天内跨过同蒲铁路。
那场会议十分隐蔽,后来的文件也是高级机密,不为外人所知。即便是徐向前,当时也不知情。
直到1982年调阅军事档案时,徐向前才第一次看到那份标着“AAAA级绝密”的计划。
那其实就是“第二次长征”的计划。
那么为何最终没有实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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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成为历史转折点
就在计划即将实施之际,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13日,我组织收到密电,得知西安事变后,毛主席在窑洞里拍案而起:“天助我也!”
西安事变使老蒋的“最后围剿”胎死腹中,第二次长征方案随之锁入铁柜,成为一份密文。
后来徐向前在回忆那段历史时,不由地感慨道:“张汉卿(学良)这一抓,等于替我们提前掀了棋盘。”
也可能正是因为张学良的这一举动,后来在我组织内拥有极高的赞誉,曾受到过包括毛主席、周公在内的诸多高层的赞许。
事实上,在事变前夕,我组织就已经将准备转移的决定告知给张学良了。
当时张学良对于我组织的“第二次长征”很不赞同,当时张学良曾劝说道,“熬过一、二个月”,等待西北局势变化,他可以帮助筹集一个月的军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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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之所以反对红军转移,其实也是有着自己的目的的。
一方面他想借助我组织的关系,与苏联搭上关系。当时他已经看透了老蒋的本质和意图,两人之间已经有了分歧。
另一方面,当时我方答应过他,可以帮助他实现收复东北的梦想。
要知道9.18张学良失去东北后,不仅是全国人民之殇,更是张学良内心深处最大的伤。只要有人帮助收复东北,他几乎没有抵抗力。
正是基于以上诸多因素,才促使张学良最终发动了西安事变。
关于张学良为何会发动西安事变,文史君在文章《“西安事变”背后的真相:张学良不全为了民族大义,更多的是“自保”》中曾有深度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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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如果没有西安事变,我组织实施“第二次长征”会不会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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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长征”的可行性
对于如果实施“第二次长征”会不会成功,晚年徐向前曾和军事学院几位研究员做过一次兵棋推演,大致内容如下:
1、若蒋未被扣,12月20日前后,胡宗南将完成对延安的三层包围。
2、红军按“二次长征”预案东渡黄河,阎锡山4个旅在吕梁阻击。
3、预计红军减员30%,但可突破同蒲路。
4、1937年2月,主力进入太行山,与129师刘邓部会合,总兵力恢复至6万。
5、日军7·7事变后,红军已在敌后站稳,蒋若再围剿,将被全国舆论指为“民族罪人”。
最终的推演结论为:
“没有张杨兵谏,我组织仍可能以第二次长征杀出一条血路,但代价至少再减员一半。”
最后,徐向前扶了扶老花镜,轻声补上一句,“历史没有如果,但领袖们永远会准备‘如果’。”
这也是毛主席等人高瞻远瞩的战略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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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在军事档案馆中,仍保存着那份《第二次长征预案》原件:
发黄的毛边纸上,用毛笔写着27条行军路线、34处预设兵站,以及一句用铅笔添上的潦草批注——“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
落款时间是12月5日,凌晨三点,安塞。
透过那份泛黄的纸张,我们仿佛回到了那个山河破碎的岁月,那是一段厚重的、沉重的历史。
但从那铿锵有力的字迹中,从那睿智的逻辑和思辨中,又得见了那个时代伟人们光辉的形象和天下为公的壮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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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论西安事变期间中国共产党政策的变化_张续馨》
2、《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的危机应对策略研究_郑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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