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842年夏，陕西西安城内，一名被押解西行的官员因疟疾卧床不起。他叫林则徐。几年前，他还是受命赴广东查禁鸦片的钦差大臣；此时，却已被革职，前往新疆伊犁“效力赎罪”。这场身份的骤变，是他在西安停留三个月的背景。
林则徐与西安并非初次相逢。1827年，他曾出任陕西按察使，后代理布政使，第一次踏入这座古城。任职时间虽不长，却留下了一件颇受当地百姓关注的政务。
当年夏天，陕南略阳发生水灾。林则徐接到灾情后，没有只坐在衙门里批阅文书，而是赶往灾区查看。他发现略阳县城三面临水，洪患反复发生，便参与筹划迁城，奏请把县城移至凤凰山下的文家坪一带。同时，他请求朝廷增加灾民口粮，帮助百姓渡过最困难的时日。
继任官员到达西安后，林则徐才办理交接，返回江南。此后，他历任江宁布政使、湖北布政使、河南布政使、东河河道总督、江苏巡抚和湖广总督，仕途一路上升，也逐渐形成了重实务、敢任事的政治风格。
1838年，林则徐奉命南下广东查禁鸦片。次年6月，虎门销烟震动中外。可是，清廷在鸦片战争失利后，内部急于寻找承担责任的人，林则徐被革职，随后发往新疆。对这位曾经主持禁烟的官员而言，西行并不是普通的调任，而是一段带有惩罚意味的流放之路。
抵达西安时，林则徐已经染上疟疾。古代交通本就缓慢，西安又是通往西北的重要节点，病体无法支撑继续赶路，他只能暂住养病。三个月，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足以让一个人从政务奔波中停下来，重新打量自己的处境。
陕西地方官员曾前来看望。面对病中的林则徐，有人劝他安心养病，不必再操心外事。他却惦记着西北防务，托陕西布政使朱士达，将自己过去主持刊刻的《炮书》转交给陕西抚标中军参将马辅相，希望当地能够参考其中内容，改造火器、加强防御。
“此书不可束之高阁，边地正用得上。”
这句话虽未必是当时原话，却符合林则徐在西安所做之事：人在病中，仍没有把自己看成一个只等候发落的罪臣。他清楚，外患并不会因为个人遭遇而停止，西北边防也不能因朝廷内部的责罚而松弛。
更难熬的，是与家人的分别。病情稍有好转后，林则徐不得不继续启程。1842年8月11日，他带着两个儿子林聪彝、林拱枢及仆从，在西安与妻子告别。临行前写下《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二首，其中“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正是在这种处境中写出的。
这两句并非泛泛的豪言。林则徐当时已失去官职，前途难测，身体又经受疾病折磨，却仍把个人祸福置于国家利害之后。西安三个月，既是养病期，也是他从京官、封疆大吏转为流放人员后的心理关口。
有意思的是，几年后他又回到了陕西。1845年，林则徐重新被起用，先任陕甘总督，后任陕西巡抚。1846年，他从兰州来到西安，这是第三次到达这座城。此时的陕西，正承受战争赔款、地方摊派和连年灾荒的多重压力，百姓生活十分艰难，部分民众甚至走上“刀客”道路。
林则徐采取的办法，一边是赈灾，劝导富商出粮出银，救济灾民；另一边则整顿军政，训练官兵，并通过奖惩措施督促地方缉捕匪患。他处理的并非一件孤立的治安问题，而是试图同时缓解饥荒、赋税和地方秩序失控带来的连锁反应。
1847年，朝廷调任林则徐为云贵总督。同年3月，他抱病离开西安，继续南行。这个曾让他养病、诀别，也曾让他重新主持地方政务的地方，最终成为林则徐仕途中三次经过、却再也没有返回的一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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