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丈夫公司食堂探班给他夹菜，旁边年轻女秘书摔了筷子骂我：你算什么东西？我转头看丈夫，他吓得直哆嗦

那天中午，我提着保温桶去公司食堂给薛永昌送饭。

排骨汤，他最爱喝的。

当着三十几号人的面，我夹了块排骨放进他碗里。

坐在对面的何思瑶“啪”地摔了筷子，声音尖得像刀子：“你算什么东西？”食堂里风扇嗡嗡转，没人出声。

我扭头看薛永昌。

他攥着筷子，指节泛白发青，整个人像被钉在椅子上。

嘴唇哆嗦着，一个字也崩不出来。

他那个表情我认得太清楚了。

二十二年夫妻，他只有做了亏心事才这样。

我笑了。

端起那碗汤，一口一口喝完，然后转身就走了。

01

那天早上出门前，我特意换了件新买的暗红色外套。

柜子里翻出来，标签还没剪。

五一前商场打折，我犹豫了半天才拿下的，一百四十九块钱。

结婚以前我喜欢穿红的，薛永昌追我那会儿说，我穿红的好看。

后来他公司越开越大，我反倒越穿越素了，觉得老板娘穿得太扎眼不像话。

那天不知道怎么的，就是想穿得亮堂一点。

大概是眼皮跳了一早上，心里有些事情搁不下。

我装了满满一保温桶的排骨汤，放了红枣、枸杞、山药，用文火炖了三个多钟头。

薛永昌最近瘦了不少，回家越来越晚，有时候半夜我醒来，听见他在书房里打电话，声音压得很低。

我问他是不是公司出什么事了，他就摆摆手，说生意上的事情你少操心。

他以前不这样的。

以前公司刚起步的时候，他什么话都跟我说。

今天见了哪个客户，明天要上什么料，一笔一笔念叨给我听。

再后来公司做大了，他话越来越少。

我也不问了，怕他觉得我烦。

那天我拎着保温桶到公司楼下，门口的保安拦住我，问找谁。

我说我是薛永昌的家属。

保安打量了我两眼，大概是看我穿得还算体面，才放我进去。

上了三楼，办公区空了大半，快到饭点了。

有人指了指食堂的方向。

我顺着走廊过去，还没进门就看见了他。

薛永昌坐在靠窗的位置，对面坐着个年轻女人。

两个人低头吃饭，那女人不停往他碗里夹菜，说话声音不大，时不时笑一声。

我认得她。

何思瑶。

去年公司周年庆的时候，薛永昌介绍过一次，说何秘书是名牌大学毕业，帮他处理很多事。

那天她穿了条黑裙子，站在薛永昌旁边敬酒，一口一个“薛总”,嘴甜得不行。

我走过去的时候，薛永昌先是没看见，直到那保温桶搁在桌上，他才抬起头来。

“你怎么来了？”

他脸色变了一下，很快又挤出笑。何思瑶也抬起头，打量了我一眼，嘴角动了动：“哟，嫂子来了？薛总怎么没跟我说呀。”

我笑了笑，没接她的话。

拧开保温桶的盖子，排骨汤的香气飘出来。

我用勺子舀了几块排骨放进薛永昌碗里，说：“你最近瘦了，多喝点汤。”薛永昌有些手足无措，拿着筷子不知道往哪里放，嘴里含糊不清地说好好好。

何思瑶坐在对面，眼神一点点变了。

她先是用筷子拨了两下自己碗里的菜，然后“啪”地一声，把筷子拍在桌面上。

食堂里坐着三十几号人，这一声脆响，所有人都看了过来。

“你算什么东西？”

何思瑶站起来，声音不大不小，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

“我在跟薛总谈工作，你在这儿夹什么菜？你用不着这么看着我，我说的不对吗？薛总，你自己说，我说得对不对？”

她转头去看薛永昌。

薛永昌的筷子掉在桌上，骨碌碌滚到地板上。

他没有去捡，两只手搭在膝盖上，十根手指头攥得紧紧的，整个人微微发抖。

他在害怕。

我跟他过了二十二年，我太了解他了。

薛永昌这个人，天塌下来他能撑住，跟人吵架他嗓门比谁都大。

可他一旦身体发抖、说不出话来，那就是出大事了。

他怕的不是何思瑶骂我。

他怕的是何思瑶再说下去，怕下句话就要捅破什么天大的秘密。

我没闹。我端起那碗汤，凉了一会儿，一口一口喝完。然后把保温桶的盖子拧好，看着薛永昌说：“好好吃饭，我先回家了。”

何思瑶哼了一声：“慢走啊，嫂子。”

我走出食堂门的时候，听到背后有人小声嘀咕。

李秀珍端着菜盘子站在门口，看我的眼神有些欲言又止。

我没停步，径直下了楼。

出了公司大门，太阳晒在脸上，我才觉得眼眶发烫。

不是因为被骂了。

是因为薛永昌那副害怕的样子我认得出来。

上一次他那样抖，还是十年前。

那时候他偷偷背着我借了二十万高利贷做生意，差点赔光，被债主堵在家门口，他跪在地上求我，浑身抖得跟筛糠一样。

02

那天下午我从公司回来，进了家门就把外套脱了。那件暗红色外套挂回衣柜最里面，架子都懒得扯平。心里堵得慌。

我坐在客厅沙发上，听着墙上的挂钟滴答滴答地走。

三点半，四点半，五点半。

薛永昌没回来。

按照他以前的规矩，每天晚上七点之前一定到家。

这两年来，这个时间一点点往后推，七点半、八点、九点半。

有时候我都睡了一觉了，才听见钥匙在锁孔里转。

以前我总跟自己说，男人到了这个岁数，生意忙，应酬多，正常的。

但那天的感觉很不一样。

何思瑶的那句话不是初生牛犊的冲撞，她那个眼神我见过，一个年轻姑娘看一个黄脸婆下岗的眼神，轻蔑里带着得意。

更让我坐立不安的是薛永昌的反应。

他一个大老板，在自己公司里，被一个秘书指着鼻子羞辱他老婆，他连一个屁都不敢放。

这不对劲，很不对劲。

我坐在客厅里越想越不踏实。

六点半的时候，我起身翻出存折。

薛永昌的工资卡一直在我手里，家里的大额存款也都归我管。

存折打开，我愣住了。

账面上的数字是昨天更新的，四万七千八百。

我记得上个月底看的时候，还是四十七万多。

我翻来覆去地看了好几遍，又把抽屉里的银行卡都翻出来，挨个在网上银行查余额。

查完之后，我腿有点软。

家里的定期存款被取走了三笔，总共四十多万。

我完全没有印象。

没有取款记录这种事是不可能的，取款需要我的身份证，而我的身份证一直放在这个抽屉里。

薛永昌动过我的身份证。

七点四十分，薛永昌回到家。

他换了双拖鞋，看见我坐在沙发上，愣了一下：“怎么不开灯？”我没接他的话，把存折摊在茶几上，说：“老薛，家里的钱怎么回事？”他弯下腰看了一眼，脸上的表情僵了不到半秒，随即笑道：“上个月周转，借了几笔，过阵子就还上。”语气轻飘飘的，像在说今天吃了顿午饭。

“四十多万，你说周转就周转？我跟你说过了，这笔钱是给孩子攒的婚房首付。”他摆摆手：“我知道我知道，你先别急，我过阵子就补回来。”他说完就往书房走，步子迈得急，像是在逃。

我望着他的背影，心里有一个声音告诉自己，他在撒谎。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薛永昌在书房睡的死死的，鼾声穿过墙壁传过来，听起来跟没事人一样。

可他越是这样，我心里越是不安。

我想到何思瑶，想到她看我的眼神。

想到她说的那句话：“你算什么东西。”是的，在那个场合，我确实什么都不是。

但我起码是个跟薛永昌过了二十二年的女人，是跟他一起吃过苦、扛过债、熬过最难日子的女人。

他背着我把家里的积蓄掏空，还让一个小秘书骑到我头上，这笔账，我不能不算。

第二天早上，薛永昌前脚出门，我后脚就跟了上去。

我没有进公司，远远地看着他下了车，何思瑶站在门口等他。

她一见到薛永昌，脸上就换了一副表情，凑近了说了一句话，薛永昌脸色一变，两个人一前一后进去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

什么样的秘书，能让她老板看了她的脸色就变脸？

我在门口站了十来分钟，没进去。

转头去了隔壁的农业银行。

柜台的小姑娘问我办什么业务，我说我丈夫的账户流水能不能打印。

小姑娘礼貌地摇头：“银行流水要本人持身份证办理，家属也不行。”我走出银行大门，站在台阶上，心里憋着一股劲儿。

当年在纺织厂当会计的时候，账目往来从没难倒过我。

现在没了工作、没了社会关系，连丈夫的银行流水都查不了。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那双粗糙的手，指尖上还有洗碗留下的干纹。

二十多年了，我把自己活成了一个只会做饭洗衣的保姆，而薛永昌，早就飞得我看不见了。

03

第二天下午，我去了趟公司食堂。

我没提前跟薛永昌打招呼，直接绕到食堂后门，去见李秀珍。

李秀珍是公司食堂的掌勺阿姨，五十多岁了，比我大好几岁，以前在公司做保洁，后来食堂缺人手就顶了上去。

她跟我认识七八年了，逢年过节我包饺子，也会给她送一碗。

李秀珍见了我，先是一愣，随即拉着我走进后厨的杂物间，把门带上。

“嫂子，你怎么又来了？”她的声音压得很低。

“我问你点事，你在这干了这么多年，见过何思瑶来公司之前什么样吗?”李秀珍犹豫了一下，说：“嫂子，我跟你说实话。这个何秘书，来公司半年多，跟换了三个人似的。”

“什么意思?”

“她刚来的时候，客客气气的，见谁都叫老师傅。后来慢慢变了，公司的事她什么都管，谁见她都得绕着走。薛总在她面前，跟个提线木偶似的。”李秀珍顿了顿，又说，“还有一件事。有一次我去楼上送饭，听见她在办公室跟薛总吵架。她说什么，你家的事我都知道，你要是敢叫我走，我把那些东西都抖出来。”我心头一紧：“什么东西？”

“我不知道，薛总当时脸都白了。”李秀珍叹了口气，“嫂子，我多嘴说一句。何思瑶那个人你摸不透。她不像一个普通秘书，薛总在她面前，好像欠了她什么似的。”

我谢过李秀珍，从食堂后门走出来。

正碰到一个人，财务总监罗明辉。

五十来岁的瘦高个儿，在公司干了十几年了。

我们见过几面，他看见我，脸色有些复杂：“嫂子，你怎么自己来了？”我说我找老薛吃饭。

他点点头，走了两步又回头，欲言又止：“嫂子，你自己保重。”

这句话扎了我一下。

“老罗，你跟我说实话，公司是不是出事了？”罗明辉四下看了看，压低声音：“嫂子，我去年的辞职信都被压了三四回，公司账上的事情……我不好多说。你自己多个心眼吧。”他说完就走了，脚步匆匆的，像怕被人看见。

我从公司回来，心里那根弦越绷越紧。

薛永昌欠的不是普通的钱。

下午四点多，我进了孩子的房间。

儿子在省城读大学，平时不常回来。

我翻他床头的抽屉，想着也许能找到点线索。

没有。

最后我在客厅沙发底下的夹缝里，摸到一张硬纸片。

掏出来一看，是张名片，上面印着“金港湾会所VIP”。

背面是手写的电话号码。

金港湾。

我听说过这个地方。

城东那家高档会所，据说里面有棋牌室。

薛永昌以前跟朋友去过几次，我还笑他：“你们这些人，就是找地方打牌去。”他把名片夹在手机壳里从没让我看过。

我拨了那个电话。

响了三声，通了。

一个男人的声音：“喂，哪位？”

“你好，我是薛永昌的家属，想问一下他是不是在你们那边办了会员卡？”对方沉默了两秒：“我们这边客户信息不方便透露。”电话挂断了。

我坐在沙发上，手机攥在手里，掌心里全是汗。

薛永昌，金港湾会所，四十多万消失的钱。

我闭上眼睛，脑海里浮现出薛永昌跪在地上发抖的样子。

十年前那一次，他欠了二十万高利贷，也是这个表情。

狗改不了吃屎。

我不信他只是赌了四十多万。

那顿饭送完之后，我给自己定了一个规矩：每天都要摸一遍家里的存折、银行卡、借条。

我翻遍了家里的每一个角落。

衣柜、鞋柜、床头柜、书房的抽屉、书架后面的缝隙。

在一本旧书的夹页里，我又找到了一张转账回执。

收款方是“金港湾”。

金额八万。

日期是三个月前。

那时候薛永昌跟我说，公司接了个大项目，所以忙。

他说生意好的时候，语气是轻松的，跟报喜一样。

可他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他的钱是进了金港湾的门。

04

那几天，我像变了个人。

以前我每天睡到七点半，起来做早饭。

那几天我五点多就醒了，天还擦黑，我就靠在床头想事情。

想薛永昌这三年来的变化，想他那一天比一天晚回家的时间，想何思瑶站在食堂里那个架势。

想那个欠了钱还比谁都横的债主样子的人，在薛永昌面前那样笑。

我越想越觉得，薛永昌不是自己在赌钱。他是被人拖进去的。

我没有打草惊蛇。

每天照常做饭，照常收拾屋子，只是多了一个习惯：薛永昌出门之后，我就开始翻他的东西。

他口袋里有一张开过三天又退掉的宾馆房卡，我记下了那个位置。

书房抽屉底层有一张借条，写着“今借现金叁拾万元整”，借款人是薛永昌，上面没有放款人签名，但我看见底下那个签字栏里，签了一个“周”字。

周老板。

我把借条用手机拍了照，原样放回去。

然后我拨了一个电话给当年的纺织厂同事陈静怡。

陈静怡早就不干纺织了，现在在城东某家小贷公司做出纳。

我一个电话过去，她有些意外：“徐娟，你好久没找我了。”我没绕弯子：“静怡，你帮我查一个人，姓周。周老板，在城东做资金周转的，你听说过吗？”她沉默了一会儿：“你说的是周建国？他放贷很多年了，专钓做生意的。好几家公司都被他搞垮了。”我攥着手机：“能不能帮我打听一下，帮我查他一个客户？叫薛永昌，永昌建材。”

陈静怡那边没立刻接话。

过了好一会儿，她说：“徐娟，我能查，但是你有心理准备吗？周建国放出去的钱，从没空手回来过。”我说：“我做好了。”挂掉电话，我坐在阳台上，看着楼下小区里来来往往的人。

风很大。

过了一会儿，薛永昌回来了。

他看起来比前几天更加疲惫，整个人像被掏空了一样。

我装作什么都没发生，端了碗汤放在他面前。

他低着头喝汤，喝了两口，忽然说：“徐娟。”

“嗯？”

“如果有一天……我要是出了什么事，你别管我，你带着孩子走就行了。”我手里的勺子顿了一下：“你说什么呢？好好的出什么事。”他没再接话。

那碗汤喝了大半，他放下碗，走进书房锁上了门。

我站在客厅里，盯着那扇门，心里又酸又冷。

他连求我帮忙的勇气都没有了。

他被人捏在手里，不敢说，不敢跑，更不敢求救。

我忽然觉得，那个跟我在同一个被窝里睡了二十多年的男人，现在隔了一堵墙，我却怎么都够不到他了。

05

李秀珍又给我打了一次电话。

“嫂子，那个何思瑶今天调了一台碎纸机进办公室，把好多工资金表给碎了。财务的人说，她要把账重新做。”我心里一跳。

第二天早上，薛永昌刚出门没多久，我就打了个车去了公司。

到的时候正好赶上上班前那阵忙乱，食堂李秀珍帮我堵住了后门。

我绕到办公楼后面的垃圾堆放点，那几个大垃圾桶还没来得及清运。

我踮着脚尖翻了一会儿，翻出一堆碎纸片。

碎纸机切得细，拼起来费劲。

我把能捡的都捡了，塞进一个袋子里，拿回家。

晚上孩子不在家，薛永昌又没回来。

我在餐桌上摊开那些碎纸片，一片一片地拼。

就像拼一个已经碎掉的真相。

拼到后半夜两点多，我终于拼出了大半张。

是一张银行转账单的复印件，收款方是“金港湾”，金额是八十八万。

金额栏那里，还印着一个蓝色的签字印：薛永昌。

八十八万，我只知道家里少了四十多万。

剩下的四十来万，他瞒着我从别的地方弄来的。

第二天一早，我决定亲自去一趟金港湾。

到了城东，那座三层楼的会所白天大门紧闭，只有侧门虚掩着。

我走进去，楼道里空荡荡的，一股子闷烟味。

有个保洁正在拖地，我问她：“请问这里谁是负责人？”她摇摇头：“老板不来，白天没人的。”我转了一圈，正准备走的时候，瞥见楼梯拐角处有个摄像头，正对着大厅。

我站在镜头前，想了一会儿，走到侧门口，发现台阶上掉着一张纸。

是金港湾的定制信封，上面印着一个金色的“周”字。

我捡起来，里面是一张收据。

上面写着：今收到薛永昌还款十二万元，余款捌拾万元整，分三期归还。

落款，周建国。

我攥着那张纸，手都在抖。十二万，又还了十二万。家里账上已经空了。他从哪里弄来的钱？

我打车直接去了公司。

到了门口，保安还是拦住我，我说我找何思瑶。

保安犹豫了一下，让他跟里面报备一声。

何思瑶倒是痛快，让保安放我进去了。

她办公室在二楼最里面，门开着，她坐在大班台后面，翘着腿，手里转着支笔。

我走进去的时候，她连站都没站起来。

“嫂子来了，坐。”她指了指对面的椅子，“来问我跟薛总去金港湾的事吗？”我看着她，没说话。

何思瑶笑了笑：“嫂子，你是聪明人。薛总在外面欠了钱，你也知道了，那我不妨告诉你。他欠的那些钱，不是他能还得起的。”我一字一句地问：“你到底是什么人？”

何思瑶的笑容淡了一点。

她放下手里的笔，站起来，走到我面前，低头看了我一会儿。

那眼神说不清：“我姓何，我父亲叫何志远。嫂子上网查一查这个名字吧。当年你老公跟他合伙做生意，在他最难的时候撤了资。你好，我是何志远的女儿。我父亲是薛永昌创业时拉入伙的搭档，他生意做得不好，薛永昌说不投就不投了。他欠了一屁股债，被人追得走投无路，最后从金港湾的楼顶跳了下去。”她声音平稳，像在讲别人的故事。

“薛永昌把我家的公司毁了，我爸没了。我回来，就是想让他也尝尝这个滋味。”

我浑身冰凉。

我努力回想何志远这个名字。

我想起来了。

薛永昌创业第二年，确实有一个合伙人姓何。

当年那个人把全部身家都投了进来，结果跟薛永昌在经营方向上吵翻了，薛永昌说撤资就撤资，还带走了大部分客户。

何志远一个人撑不住，厂子垮了。

后来听说他跳楼了。

我那时候劝过薛永昌：“你对人不要那么绝。”他说：“做生意就是这样，他撑不住是他的事，我不可能陪他一起死。”

我一直劝自己，生意场上的事，总有对错。

直到这一刻，我才明白，有些报应，是隔了二十年才来的。

何思瑶盯着我，笑了：“嫂子，我知道你想帮薛永昌。但是没用的。他欠的钱，你们家就是砸锅卖铁也还不上。”我看着她，一个字一个字地说：“你恨他，我可以理解。但你想过没有，他死了，你爸也回不来。你把自己搭进去，值得吗？”何思瑶笑容一僵，随即冷了下去：“值不值得，我自己说了算。”我站起来，没再多说，转身离开了她的办公室。

走出公司大门那一刻，我的腿一直在抖。

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薛永昌，你到底瞒着我干了多少丧尽天良的事？

06

那天晚上，我在客厅等到快十二点。

薛永昌终于回来了，带着一身酒气。

他进门的时候趔趄了一下，扶着鞋柜站稳，看见我坐在沙发上，愣了一愣：“怎么还没睡？”我没理他的酒气，站起来，走到他面前，举着那张从金港湾门口捡来的收据：“你告诉我这是什么。”

薛永昌的脸色一瞬间变得惨白。

他伸手想抓那张纸，我退后一步：“老薛，何志远的女儿何思瑶，是你的秘书。你跟她爸的事，你以为我不知道吗？”薛永昌整个人僵在了那里，像被雷劈了似的。

过了半晌，他才挤出一句话：“你……怎么知道的？”

“我怎么知道的？我是你老婆，你觉得你能瞒我一辈子吗？”我的声音抖得厉害，“你欠了多少钱？你赌了多久了？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赌的？”

薛永昌的肩膀塌了下来，整个人像被抽走了所有力气。

“三年前……公司出了事，大客户跑了，银行抽贷，我周转不开。有个老同学介绍了一个姓周的老板，说能帮我融资。”他声音发哑，“周建国那时候在金港湾摆了一桌牌，我去了一趟，赢了三十万。后来，后来我就……我就想办法翻本。越翻越深。”

“翻本？”我笑了一声，笑着笑着眼眶就红了，“你怎么翻？你把自己翻进去了，把家里的钱全翻进去了，把孩子的婚房首付也翻进去了。”薛永昌忽然跪在了地上。

他跪在我面前，双手抱着头，声音呜咽：“徐娟，我错了。我不是人。我……我想把公司挣的钱拿回来还债，但是每次……每次都是又输进去。何思瑶说，只要我签字把公司抵押给她那个什么亲戚，钱就一笔勾销，我就……我就差点签了。”我愣住：“你说什么？抵押公司？”

“她说帮她那个亲戚的贷款做担保，等周转过来就还回来。我签了字，她就帮我还一部分债务。可我还没签成，她就说要抵押公司的股份，还要换法人，我就没敢签字。”

我气得浑身发抖：“你吓成了这样，你还想着跟她讨价还价？薛永昌，你知道她是谁吗？她是何志远的女儿！她来公司这半年，是来复仇的，她是来要你命的！”薛永昌愣愣地看着我：“何志远……何志远是谁？”我闭上了眼睛。

他居然连何志远是谁都忘了。

忘了那个跟他一起开厂、最后跳楼的合伙人。

忘记了那个年纪轻轻就没了父亲的小姑娘。

二十多年了，他把那些往事丢在了身后，而何思瑶一直在等。

那天晚上我们一宿没睡。

薛永昌把事情交代了个七七八八：债务总额已经超过一百万，不算利息。

抵押的房产证有三本，其中两本已经押了出去。

公司账户被冻结了大半，全靠他硬撑。

我心里发凉，却没掉一滴眼泪。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趟娘家，把户口本和我的身份证都取了出来，还找老太太拿了一本老存折。

里面是我妈这些年的积蓄，十万块钱。

老太太问我出什么事了。

我说没事。

她看了我半天，没再追问。

她这辈子经历的事比我多，她知道，问不出来的事就不必再问。

07

我没想到的是，何思瑶的动作比我想象的更快。

当天下午，薛永昌给我打电话，声音发虚：“有人来公司查账了。”等我赶到的时候，经侦的人已经坐在财务室里，罗明辉站在走廊上，脸上全是汗。

看见我，他快步走过来，压低声音：“嫂子，昨天晚上有人匿名举报了公司洗钱。”我心里一沉：“何思瑶？”罗明辉没明说，但点了点头。

洗钱。

这个罪名比赌博更重。

如果坐实了，薛永昌不仅要倾家荡产，还要坐牢。

而公司的账面上确实有不少问题。

薛永昌急着翻本的时候，曾经让何思瑶帮忙做过几笔不明不白的转账。

当时他不觉得有问题，现在回头想，那些账，分明是被人一步一步做进去的套。

我站在走廊上，看着里面正在被询问的薛永昌，他坐在椅子上，双手扶着膝盖，整个人都在抖。

我心里又气又急。

晚上回到家里，薛永昌灰头土脸地坐在地板上，像条被抽了筋的鱼。

“徐娟，我完了。”他说，“公司账户被冻结了，账目也被封了。何思瑶的把所有东西都推到了我头上。”他说着，双手攥着头发，整个人缩成一团。

我站在门口，看着他这副样子。

我恨他。

恨他蠢，恨他被人牵着鼻子走还浑然不知，恨他把我们二十年攒下的一切都亲手毁了。

可我也恨自己。

恨自己这些年太相信他，从不过问他的生意，从不查他的账，总觉得他是老实人。

我蹲下身，拍了拍他的肩膀：“薛永昌，你听我说。你不能倒。你倒了，孩子怎么办？你妈怎么办？”

“我还能怎么办？”他抬起头，眼眶通红，“我什么都没有了。”

“什么都没有了？”我盯着他，“你还有我。你要是敢进去，这个家就真的垮了。”薛永昌呆呆地看了我很久，嘴唇哆嗦了一下，最终说了句：“徐娟……对不起。”

我没有哭。

第二天我去了婆婆家。

蔡银花搬了一把椅子坐在院门口晒太阳，看见我来了，眼皮也不抬：“你来干什么？”她这辈子都不待见我，嫌我不会生儿子。

我在她面前站定：“妈，老薛出事了。”她手中的蒲扇停了下来。

“什么事？”我没绕圈子：“他赌博，欠了一百多万，公司可能保不住了。”蔡银花的脸色变了，像是被人捅了一刀：“你胡说八道什么？他怎么可能去赌博？”

“妈，我没有胡说。现在经侦已经把人带走了。”蔡银花坐在椅子上，半天没说话。

我以为她会骂我，会说我咒她儿子。

但过了好一会儿，她站起来，转身进了屋，翻箱倒柜地找了一阵子，出来时手里多了一张存单。

“这是我们家老房子卖的钱，我留了十几年。本来说好了给孙子娶媳妇用的。”她把那张存单塞进我手里，“拿去，先把该还的钱还上。先让永昌出来。”我看着那张已经泛黄的存单，眼泪差点掉下来。

蔡银花别过头去：“我老了，管不动那么多了。你是他媳妇，这个家，你看着办吧。”

08

蔡银花的钱解了燃眉之急。

但十万块钱对于那一百多万的窟窿来说，只是杯水车薪。

我拿着那张存单，加上自己手头的钱，凑了二十万。

可这远远不够。

我找到了罗明辉。

罗明辉被经侦叫去问话时，倒是硬气，该交代的一句没少，不该说的一个字没多。

问完话之后，他约我见了面。

他找了一个老同学开的茶楼包间，说话声音压得很低：“嫂子，薛总这次的事，恐怕没那么容易出来。”我说我知道。

罗明辉犹豫了一下：“嫂子，我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何思瑶那个女人，不是一般角色。她利用职务之便，在公司账上做了不少手脚。那些转账记录，有不少是假的，目的就是为了把薛总套进去。”我问他：“那有什么办法能证明她做假账？”罗明辉叹了口气：“有办法，但很难。那些账本是加密的，还有一套在何思瑶的私人电脑里。我之前见过她拿那台电脑进办公室锁上门，不许任何人碰。”我问：“她那个私人电脑平常放哪里？”罗明辉摇摇头：“她租了个工作室，在城郊某栋写字楼。电脑除了白天，都是放在那边。”

我记下了那个地址。

第二天一早，我穿上旧衣服，戴了一顶帽子，去城郊那栋写字楼踩点。

工作室在五楼，门牌上写着“思瑶咨询工作室”。

我站在楼下等了一天，终于等到何思瑶下午五点半开车离开，又等了半个多小时，确认她不会折返。

然后我上楼。

锁是普通防盗锁，我试了试门把，不动。

我没有撬锁工具。

我绕着楼道走了一圈，五楼楼道尽头有个窗户，正对着她那间工作室的侧面。

窗户没关实，我踩着消防栓爬上去，翻进了她工作室隔壁的空房。

隔着墙，我听到隔壁有动静。

我的心跳加速了。

我贴在墙边听了一阵，确认那边没人声。

我蹲在墙角想了很久。

如果我去翻她的电脑，一旦被发现，就是私闯民宅加盗取商业资料。

可就算我不去翻，薛永昌这次进去，也不会轻。

我闭上眼睛，眼前浮现出薛永昌跪在地上的样子，浮现出何思瑶冷笑着看我的样子。

我咬了咬牙，从窗口翻了出去。

隔壁工作室的窗户果然没锁死，我花了十几分钟才弄开，跳进去的时候，脚踝崴了一下，疼得我倒吸一口凉气。

屋子里很安静，电脑就摆在书桌上，屏幕黑的。

我打开电脑，密码界面弹了出来。

何思瑶的生日？

她的手机号后四位？

都不是。

我坐在椅子上，沮丧地锤了一下桌面。

心里忽然闪过一句话，何思瑶之前对薛永昌说过：“我爸的公司叫思远建材，我做一块牌子挂着，让他到死都记得。”我试着输入“siyuanjiancai”。

屏幕亮了。

我翻到了她的桌面文件夹，里面有一个标注着“外账备份”的加密文件夹。

我花了一个多小时，终于解开了。

里面的东西让我浑身发凉。

每一笔转账记录都有时间和金额，还有几段录音。

我点开其中一段，里面传来薛永昌的声音：“这笔钱真的是周老板那边的？”何思瑶的声音：“薛总，你就放心吧。给你办事，我还能骗你？”然后是她略带得意的一句：“爸，看到了吗？他跪着求我给他擦屁股。”

我盯着屏幕，眼眶发烫。

我想到我爸，想到薛永昌，想到这些年他一个人撑起这个家，又想到他瞒着我干了这些事。

何思瑶对他做的那些事，确实是报应。

可薛永昌再不是人，也是我丈夫，是孩子的父亲。

我不能让他一个人扛这一切。

我拔下电脑上的U盘，把那个文件夹全部拷了进去。

然后关掉电脑，清理了使用痕迹，翻窗出去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我站在楼下，仰头看了一眼五楼的那扇窗户。

二十年前，我爸也是这样，被人做局输光了家产，最后跳了楼，留下我跟我妈。

如今，何思瑶走了她认为的“正道”，我却要拼了这条命把我丈夫从她设的陷阱里拉出来。

这笔账，说不清是谁欠谁的。

09

我带着U盘去了公安局经侦大队。

接待我的是一个年轻民警，姓郑，三十来岁。

我把U盘递给他：“警官，我举报。”他看了我一眼：“你举报谁？”我说：“举报永昌建材公司总经理薛永昌，以及他的下属何思瑶。涉嫌挪用公司资金、虚假做账、协助非法放贷。”郑警官打开U盘翻了翻，眉头皱了起来：“这些东西，你从哪里来的？”

我妈从小教育我，做人要诚实。

可这一回，我不能说实话。

我说：“我是永昌建材老板的妻子，这些材料是我整理公司账目的时候发现的。”郑警官看了我好一会儿：“你一个人整理的？”我说：“是。”

他沉默了一会儿，让我做了笔录，签了字。

我走出公安局大门的时候，腿还是软的。

我知道，迈出这一步，就再也没有回头路了。

薛永昌会被查，何思瑶也会被查。

不管结果怎么样，我们家的天，都要变了。

当天晚上，何思瑶的电话打了过来。

我接起来，她的声音依然又甜又冷：“嫂子，我听说你今天去公安局了。”我没吭声。

“你本事不小啊。”我开口说：“何思瑶，你爸爸的事，我很难过。但是你这样做，他也不会安心。”

电话那头安静了两秒。

然后她笑了一声：“徐娟，你以为你有多干净？你老公那点事，都攥在我手里，你拿什么跟我斗？”我没再接话，挂了电话。

第二天，我就接到了法院的通知：薛永昌涉嫌赌博、违规借贷，被立案侦查。

何思瑶也同时被传唤。

消息传得很快，公司上下都炸了锅。

李秀珍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嫂子，他们说永昌公司要完了，是真的吗？”

我握着手机，站在阳台上，看着远处天边翻滚的云层，说：“不会完的。就算公司倒了，人还在。”挂了电话，我回头看了一眼客厅。

蔡银花坐在沙发上，手里捏着那张存单，眼睛红红的。

她抬头看我，声音发颤：“家里还有钱吗？”我摇摇头：“没了。”她愣了一下，然后自言自语：“没了就没了。人还在就好。”

开庭前一周，我收到了一封信。是薛永昌从看守所托人带出来的。信纸上只有歪歪扭扭的一句话：“徐娟，我不配做你丈夫。你带着妈和孩子走吧，别管我了。”

我看了三遍，然后把信纸折好，压在了枕头底下。我生他气，我想骂他。可我没有走。我们是夫妻。他没抛弃过我，我也不能在这时候抛弃他。

10

庭审那天，我坐在旁听席上。

薛永昌被带进来的时候，瘦了一圈，头发白了大半。

看见我坐在下面，他眼圈一下就红了。

何思瑶站在被告席上，依然穿着那件黑色西装。

整个人却少了几分张扬，脸上没了血色。

她看见我，眼神复杂，像是恨意里掺着某种说不清的东西。

检方出示了U盘里的证据。

薛永昌的辩护律师试图辩解，但事实摆在那里，他自己也承认。

那天退庭的时候，何思瑶忽然朝我这边转过来。

法警拦住了她，她隔着栏杆看了我几秒钟，说了一句话：“徐娟，你比我狠。”

我没有回话。她恨我丈夫恨了那么多年，最后把自己的自由也搭了进去。这世上，到底谁比谁狠？

半个月后，判决下来了。

何思瑶因职务侵占罪、伪造公司印章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

薛永昌因参与赌博和违规借贷，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罚款二十万。

公司被注销。

房子被抵押。

我们一家三口，搬进了租来的小两居。

搬家那天，李秀珍来帮忙，她原本在食堂干得好好的，公司散了，她也失业了。

她帮我把最后一箱书搬上楼的时候，忽然问了一句：“嫂子，你以后打算怎么办？”

我说：“我不知道。先活下去再说。”李秀珍说：“我认识一个朋友，在菜市场那边有个门面，卖早点。你要是想干，我帮你问问。”我想了想，点了头。

三天后，我站在菜市场对面的铺面里，系着围裙，守着第一锅油条。

面是前一天晚上就和好的，四点半起床，五点开火，六点钟出了第一锅。

油条炸得金黄酥脆，豆浆是现磨的。

头一天生意一般，卖了四十多块钱。

第二天，李秀珍带了一帮老姐妹来捧场，罗明辉也来了。

他如今在一家小公司做会计，路过菜市场的时候，买了一碗豆浆，放了一张票子说“不用找”。

我追出去把钱塞回他手里：“老罗，别这样。你也不容易。”他接过钱，忽然笑了笑：“嫂子，你这个人，跟我妈一样。”我没明白他什么意思，他已经转身走了。

蔡银花每天早晨来店里帮忙洗碗，一边洗一边念叨薛永昌的不是。

以前她念叨的是我，现在换成了她儿子。

我没有接话，低头揉着面。

薛永昌在附近一个工地找了份看仓库的活，一个月三千二。

他第一次领工资那天，回来的时候站在门口，把那个信封塞进我手里，头也不抬地说：“你拿着用。”我看着那个信封，里头是一沓汗津津的纸币。

我没说话，接过信封，收进了抽屉里。

那天晚上，我把结婚照取下来，翻扣在柜子底层。

蔡银花路过看见了，张了张嘴想说什么。

我抢先开口：“妈，日子还得过。别说了。”

她没再说话，转身进了厨房。

我站在窗前，看着外面灰扑扑的天，心里没有难过。

二十年风光过，也落魄过。

今天这个日子，比薛永昌跪着求我那晚强多了。

我系好围裙，把第二天的面揉好，盖上了湿布。

天快亮了。我熄了灶台上的火，把那根凉透的油条咬了一口，嚼了嚼。还行。日子，也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