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在欧洲的声誉,已远不如“9·11”之后,“9·11”事件25年后中东战争的无果而终,以及对西方价值观的抛弃,使美国在“9·11”袭击后严重透支了自身信誉。特朗普总统正在加速这一进程。
纽约世界贸易中心遭袭后的废墟。对许多欧洲人而言,走上街头、前往教堂,或举行一分钟默哀,当时都是自然而然的选择。25年前“9·11”事件发生后的那一周,欧洲对美国的声援如同潮水般涌现。
近3000人遇难后不久,欧洲政治人物毫不犹豫地选择与美国“无限团结”。时任德国总理格哈德·施罗德曾这样表态。一时间,西方似乎团结一致。不过,荷兰首相维姆·科克当时呼吁美国作出“有尊严”的回应,这或许已颇具意味。
袭击发生两天后,近20万柏林市民聚集在勃兰登堡门前,那里悬挂着一条黑色挽联。来自各党派的政治人物站在舞台上,德国总统约翰内斯·劳以安慰而坚定的语气发表讲话。
劳说,德国与美国肩并肩站在一起。数周后,德国首次批准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欧洲以外开展的军事行动。德国与其他北约成员国一道,前往阿富汗追捕“基地”组织领导人奥萨马·本·拉登。
对美国的声援,压倒了德国对军事行动的戒备心理;这种戒备已成为其国家认同的一部分。向海外派遣德国军人并非没有争议。施罗德领导的社民党—绿党联合政府内部出现异议,他向持不同意见者施压:要么批准德国加入驻阿富汗国际部队,要么他辞职。
25年后的今天,还有谁会为了援助美国而赌上自己的政治生涯?今年年初,美国和以色列袭击伊朗时,欧洲的回应很简单:这不是我们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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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西班牙在内的一些国家甚至阻止相关方获得飞越领空许可或使用美国军事基地。美国总统对此大为恼火。如今,支持美国更像是一种政治风险,而不是政治责任。
发生在美国本土、造成数千名平民死亡的惨烈恐怖袭击,当然比一名颇具争议的美国总统某天早晨鲁莽地投身一场难以控制的冒险,更容易激起声援。这种反差清楚表明,世界及美国在其中的地位已发生何等深刻的变化。
美国在欧洲的声誉,已远不如从前。这并非完全是因为唐纳德·特朗普强硬的领导风格。2001年9月11日,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大楼燃起大火。每一代人都有一个塑造其世界观的政治时刻。在那个充满戏剧性的9月星期里,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代际时刻取代了另一个。
勃兰登堡门前的政治人物,曾亲历柏林墙倒塌、共产主义体系崩溃以及随后的德国统一。冷战时期,柏林墙就从勃兰登堡门前穿过。那个阴沉的周五傍晚,劳和同代人仿佛正站在属于他们那个时代的历史场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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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舞台前的许多年轻人而言,“9·11”将成为他们观察世界的视角。这场袭击标志着“1989年”的终结。2001年,美国处于实力巅峰。俄罗斯一片混乱,其他国家刚刚开始在国际舞台上崛起。在欧洲,美国享有很高声望。
但美国对“9·11”的回应,耗尽了许多这样的善意。美国以“反恐战争”回应袭击,这场战争持续了20年。最初对本·拉登的搜捕,逐渐演变为试图按照西方模式重塑其他国家。美国不再满足于反恐,“政权更迭”成为更高目标。
阿富汗战争最终成为一场代价高昂的失败。2021年,美国以尴尬而混乱的方式从喀布尔撤离,塔利班经过多年战事后重新控制了这个国家。
美国主导、且在阿富汗行动开始后不久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则让伊拉克陷入长年混乱。权力真空随之出现,激进的极端分子得以在监狱中组织起来,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爆发教派战争。
伊拉克战争因此为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反恐战争为新的恐怖主义埋下了种子。美国及其盟友不仅陷入代价深远、难有出路的战争。美国在寻求报复的过程中,也毫不犹豫地抛弃了西方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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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以虚假借口发动伊拉克战争:伊拉克领导人萨达姆·侯赛因并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嫌疑人未经审判便遭逮捕和拘押,其中包括被关押在关塔那摩湾的人。
伊拉克还发生了酷刑事件,其中包括阿布格莱布监狱的虐待行为。美国没有遵守自己数十年来所倡导的准则,也因此失去了教训他人的资格。
袭击之后,西方社会掀起一场至今未平息的风潮:穆斯林受到排斥,至少也被普遍怀疑。人们突然开始讨论,伊斯兰教是否能与西方社会的基本原则相容。“9·11”也成为一场悲剧性辩论的起点。这场辩论将在数十年间影响穆斯林的生活,并重塑政治格局。
德国总统当时已看到了这种危险。劳在勃兰登堡门前警告,恐怖主义绝不能成为诋毁整个族群和宗教的借口。“不能让仇恨诱使我们走向仇恨。”许多人未能抵御这种诱惑。
如果“9·11”接替了“1989年”,那么“9·11”之后又是什么?哪一场政治震动会长期改变地缘政治关系,并被一代人视为属于自己的历史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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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恐战争”正式结束后不久,俄乌战争开始。对生活在乌克兰的人来说,“9·11”的后继事件并不难判断,战争对乌克兰是一场灾难,对欧洲则是政治转折点。俄罗斯从一个艰难相处的商业伙伴,变成了敌人。
欧盟通过实施经济制裁、出资购买供乌克兰使用的武器,展现出超出以往的行动力。如今,欧洲提供了大部分援助,并在乌克兰获得正式欧盟成员国资格前,寻求以稳固方式将其与欧洲绑定。
俄罗斯在欧洲领土上的破坏活动愈发大胆,这同样需要作出回应。这不是他们的战争。俄罗斯获得了其他国家的经济和政治支持,并继续留在由“全球南方”主要国家组成的多边合作机制中。
对许多人而言,乌克兰并非他们理解世界政治的主要视角,“加沙”才是。以色列为回应哈马斯袭击而对加沙巴勒斯坦人发动的战争,同样引发国家之间的政治对立,以及一场持续而情绪强烈的辩论。
种族灭绝指控、人们对内塔尼亚胡政府的愤怒,以及对政治人物和国际法无力作为的失望,使以色列对10月7日事件的回应引发数十万人上街,也令大学和高等院校深受影响。愤怒也指向美国。美国长期未采取行动遏制以色列,又被卷入一场针对伊朗、不必要且不合法的战争。这引发了美国没有从反恐战争中吸取教训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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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后的20年里,美国在世界各地自行其是,但仍会寻找盟友,也多少会努力争取国际社会的认可。到了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甚至不再对有关国际秩序与法治的协议作表面上的尊重。对特朗普而言,世界是一个赚钱的地方。他将盟友视为必须服从的卫星国,或视为应缴纳更高关税的经济附庸。在唐纳德·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内,与美国“无限团结”已只是一个遥远时代的回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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