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她们骑上电动车：女性外卖员激增背后的生存逻辑

2026年初，一组数据让很多人感到意外：全国1400万外卖骑手中，女性占比已达24.3%，每四名骑手就有一位是女性。而就在2020年之前，这个比例还不到5%。美团平台的数据更为直观——女骑手数量从2022年的51.7万增至2024年的70.1万，两年增长35.6%，远超男骑手增速。饿了么的数据则显示，女骑手同比增长42%，增速是男骑手的三倍。

街头越来越多的女性骑手，常常被解读为“女性力量崛起”的象征。但走近她们的生活，你会发现，这个叙事过于轻巧了。

她们从哪里来：一条被堵住的路

35岁的刘敏（化名）曾是杭州一家商场的化妆品导购，月薪四千出头，做了六年。2024年商场撤柜后，她投了三个月简历。“面试官看我的眼神，就像在看一件过季商品。”她最终注册了美团众包。

刘敏的遭遇不是个例。数据显示，新增女骑手主要来自三个渠道：服务业从业者占比50.8%，制造业女工约20%，其余为待业或兼职女性。消费降级导致商场、餐厅裁员，制造业外迁东南亚，大量传统女性就业岗位消失。一个38岁的教培行政主管失业后投了上百份简历，得到的回复是“我们这边比较倾向应届生”；一个26岁的电子厂质检员想再进厂，发现“招人的厂要么关了，要么只要18到23岁的”。

外卖行业的门槛恰好为她们敞开：没有年龄上限，没有性别要求，会骑电动车、会用智能手机即可上岗。用一位女骑手的话说：“它不问你是35岁还是45岁，不问你是未婚还是已婚已育。”而这恰恰是很多女性在传统招聘市场里被卡住的地方。

骑手的身份，妈妈的底色

进入外卖行业之后，她们面对的是一个更复杂的现实。

调研显示，受访女骑手85%已婚，其中96.6%已育，72.8%有未成年子女需要抚养，平均年龄37岁。她们不是在“体验生活”，而是在用一个个订单撑起家庭开支。超过六成的女骑手每月薪资在5000元以下，而七成的男骑手月薪能达到5000元以上。一项基于头部平台大数据的分析更精确地指出，女性骑手月收入比男性低27.4%。

差距从何而来？一个关键变量是跑单时长。研究显示，女骑手平均每天比男骑手少跑两个多小时，原因很直接——要接孩子、做饭、辅导作业。在衢山岛，骑手队长陈利荣负责排班时，会特意将孩子上初中的姐妹排早班方便清晨送学，孩子上小学的排中班刚好下午接娃。另一位来自舟山的女骑手陈利荣说，送外卖是她做过的“唯一可以兼顾挣钱和顾家的工作”。

但“兼顾”的代价是隐性的。女骑手最多收到的是单价5元以下的订单，比率约45%，而男骑手的订单集中在5至8元区间，三成男骑手单价在10元以上。梯度计费机制下，跑单更多的男骑手往往单价也更高。至于少数成为“单王”的女性骑手，研究团队发现她们有一个共同特征：年轻，未婚未育，每天劳动时间长达11小时，比男性“单王”还要多1到2小时。换言之，女性要想在这个行业赚到跟男性一样的钱，前提是她们不能有家庭负担。

算法不问“她”的处境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外卖平台的算法逻辑从一开始就是以“无家庭负担的男性劳动者”为模板设计的。

中国农业大学学者陈龙等人的研究指出，女骑手遭受算法性别歧视存在双重机制：其一，女骑手在骑手总体中占比较低，输入算法的数据主要来自带有男性气质的男骑手；其二，多数女骑手已婚已育，家庭劳动影响工作投入，导致她们在反映工作表现的数据上不如男骑手。研究者同时发现，出于经济压力，女骑手会加大劳动投入以缩小跑单量差距，但这种“追赶”是以身体和精力的透支为代价的。

平台政策层面也在缓慢调整。2025年发布的国家标准《外卖平台服务管理基本要求》首次从劳动关系、劳动报酬、工作时间、社会保障等方面构建了骑手权益保护框架。美团等平台也开始推动为全职及稳定兼职骑手缴纳社保，上海等地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范围。但制度设计层面的性别盲区依然存在。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言，在外送平台一视同仁的派单机制下，原来受到法律保障的母性政策，在女性因家庭及生理因素被迫下线无法送单时，也可能意味着女性外送员权利的变相失去。

不是崛起，是托底

如果把女骑手激增简单理解为“女性力量崛起”，就遮蔽了更真实的图景：这不是女性主动选择了一条向上的路，而是当传统就业渠道收窄、家庭经济压力加大时，外卖行业成了她们唯一能够抓住的救生圈。

她们的故事里，有陈利荣在衢山岛上从“广英儿媳妇”变成“利荣队长”的自豪，也有王晚在北京跑单间隙写下《跑外卖：一个女骑手的世界》的坚持。但更多人没有名字，只在系统里以“骑手编号”存在。她们骑行在城市的缝隙中，用时间和体力换取一份微薄但确定能到账的收入，同时承担着被算法压缩的时间、被家庭责任切割的精力，以及一份从未被制度设计正视过的双重劳动。

当一个社会里越来越多的女性涌向门槛最低、体力消耗最大的工作来维持家庭生计时，需要反思的不是“她们为什么不选择更好的工作”，而是“更好的工作为什么不选择她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