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76年1月15日，北京，邓颖超站在周恩来遗体告别仪式现场，亲手献上了第七个花圈。花圈上的挽词没有使用正式称谓，而是写着：“悼念恩来战友——小超哀献。”几十年相伴的夫妻，到了诀别时，依然保留着只有彼此才懂的称呼。
这段婚姻的起点，并不在花前月下。
1904年2月4日，邓颖超出生于广西南宁，乳名玉爱，学名文淑。她的母亲杨振德，是一位接受过新式教育、能够行医和教书的女性。父亲邓廷忠早年习武，曾任清军武职，后来因性情刚直得罪上司，被革职发配，1911年病逝于新疆。
那时的邓颖超只有七岁。杨振德没有把女儿关在传统家庭的生活里，而是带她迁往天津，靠教书、行医养家。她很清楚，女儿若想摆脱旧式妇女的命运，必须接受教育，也必须接触更广阔的社会。
1916年，邓颖超进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几年后，五四运动爆发，她参加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担任演讲队队长，奔走于街头、学校和群众之间。她并非一开始就把婚姻当作人生目标，相反，在那个民族危亡、思想激荡的年代，争取女性受教育和争取社会解放，是她更看重的事情。
周恩来也在天津从事学生运动。1919年，他们在五四运动中见过面，但最初只是彼此留有印象。邓颖超后来回忆，那次相见“很淡淡的”。有意思的是，两人的关系并没有按照普通恋爱的方式发展。
那几年，他们都在忙。组织学生，宣传新思想，参加进步社团，讨论国家的出路。邓颖超参与觉悟社等活动，周恩来则逐渐成为天津学生运动的重要组织者。两个人虽有接触，却共同约定，在革命运动时期不谈恋爱，更不谈结婚。
这份约定并没有冲淡感情，反而让他们有机会看清对方。周恩来赴法国勤工俭学后，两人通过书信保持联系。书信里有思想交流，也有对彼此处境的关心。那种感情不是一时冲动，而是在共同理想和长期考验中逐渐形成的。
1925年，周恩来从欧洲回国，投入国内革命工作。邓颖超也在天津参加革命活动。同年夏天，她从天津前往广州。8月8日，两人在广州结婚，邓颖超21岁，周恩来27岁。
婚后，他们很少有安稳的家庭生活。周恩来长期承担重要的军事、政治和组织工作，邓颖超则在妇女工作、机关事务和党的组织工作中奔波。1925年和1927年，邓颖超曾两度怀孕，但在战乱、转移和地下工作的环境中，孩子都没有保住。尤其第二次生产后不久，便遭遇1927年4月12日后的严酷局势，身体没有得到恢复，也使她终身失去了做母亲的机会。
没有子女，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家庭责任。邓颖超后来被许多人亲切地称为“邓妈妈”，她关心革命队伍中的年轻人，也照料身边的同志。周恩来同样把妻子视为战友，而不是只承担家务的伴侣。两人的婚姻，始终与事业紧密相连。
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也深深卷入了这条道路。1927年局势恶化时，她曾以医生身份为女儿和女婿提供掩护。1932年以后，她随邓颖超、周恩来到中央苏区，在瑞金从事医疗工作。1935年红军长征期间，杨振德被捕，敌人威逼她写信劝女儿、女婿脱离共产党，她拒绝了。直到1937年国共合作后，她才获释。
这位母亲因长期关押，身体受到严重损害。1940年11月18日，杨振德在重庆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红岩村病逝。邓颖超后来感慨：“没有她，便不会有我。”这句话既是对母亲养育之恩的追念，也包含着对她在革命道路上支持自己的承认。
周恩来晚年患病后，仍长期坚持工作。1972年5月，他被查出膀胱癌，病情后来不断恶化。1976年1月8日上午，周恩来在北京逝世，终年78岁。邓颖超与他共同生活了51年，也独自面对了余生。
告别仪式前后七天，邓颖超连续为丈夫献上花圈。冬季鲜花难得，她托人从广州购买。周恩来遗体即将火化时，她抚着棺木失声说道：“恩来呀，我再也见不到你了。”这不是公开场合的政治语言，只是一个妻子对相伴半生的丈夫说出的最后一句话。
此后，她仍保存着周恩来用过的骨灰盒，并年年擦拭。1988年，她写下《从西花厅海棠忆起》，记述庭院花木，也记述那位已经离去的主人。1992年7月11日，邓颖超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按照她的遗愿，骨灰装入周恩来用过的骨灰盒，撒入天津海河。萍水相逢的海河，最终承载了这对夫妻各自归来的骨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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