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67年，北京，已经离开领导岗位的李逸民，仍在设法打听萧华的处境。那段时间，总政治部受到冲击，萧华、刘志坚相继离开原有岗位，外界很难知道他们究竟被安排在什么地方。
消息并不容易打听。
在当时的环境下，许多人对有关情况避之不及，生怕一句话说错，便给自己带来麻烦。李逸民却没有停下。他关心的不是职位变化，也不是谁在风口浪尖，而是两位老同志的身体和基本生活。
辗转多方之后，他得知萧华、刘志坚由警卫四团负责看护。负责这项工作的团长江康，李逸民恰好认识。
这层关系，来得并不突然。
新中国成立后，李逸民曾从地方工作转入公安部队，担任政治部副主任。江康当时是老警卫团的连长，两人因此有过工作上的接触。多年过去，职务有变化，彼此之间的旧交却还在。
李逸民找到江康，没有谈什么大道理，只把话说得很直接：“总政现在的情况确实特殊，但不管怎样，对两位老首长，希望不要太过分。”
这句话很克制。
他没有要求特殊待遇，也没有试图改变当时的安排，只希望萧华、刘志坚能在院子里走一走，透透气，别整日被困在屋内。江康表示，散步可以想办法安排。
至于改善伙食，事情就复杂一些。警卫单位有明确标准，相关人员的生活供应也有规定，团长不能随意突破制度。江康只能说，会在允许的范围内尽量照顾，把饭菜安排得妥当一些。
有意思的是，李逸民当时早已离休多年。按常理说，他已经不是总政治部的负责人，与这些风波没有直接关系，完全可以把自己放在局外。但他没有这样做。
这与他的经历有关。
李逸民参加过南昌起义。部队失散后，他曾到上海寻找组织，后来被捕入狱，前后经历了十年牢狱生活。1937年，随着国共合作形成，他才重新回到革命队伍，随后到延安，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工作。
这样的人，对“患难”二字有自己的理解。
他后来曾在地方任职。1950年，李逸民原在东北财经委员会工作，之后调到北京，并进入公安部队。1957年，公安军体制调整，他转到总参谋部工作，后来又调入总政治部，担任文化部部长。
在总政治部工作期间，他与萧华、刘志坚既是同事，也是上下级关系。萧华主持总政治部工作时，对机关建设、宣传文化和干部工作都十分重视，李逸民的工作也因此与他联系密切。
两人的关系，并不只是文件往来。
李逸民身体状况不好时，曾在1964年提出离休申请，希望离开领导岗位休养。萧华并没有立即同意，而是希望他先把身体养好，恢复之后再继续工作。李逸民坚持了自己的决定，经过多次申请，才正式离开岗位。
这件事后来常被提起。萧华不批准，并非为难，而是认为他仍有工作经验，身体条件若能恢复，机关还需要这样一位老同志。李逸民执意离休，也不是对组织安排不满，而是确实难以继续承担原来的工作强度。
离休之后，他少了职务牵连，生活上的变化相对有限。可萧华和刘志坚却在运动中受到冲击，处境发生了根本变化。一个已经退下来的人，反而更容易看清局势的危险，也更能体会身处其中者的艰难。
因此，他去找江康，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管闲事”。
那是一名老同志对老首长的惦记，也是多年共事之后留下的责任感。对李逸民来说，萧华、刘志坚曾经是工作上的领导，也是一起经历过战争和建设岁月的同志。职务可以改变，关系不会因为一纸调令便完全消失。
当时，能够做到的事情并不多。让他们到院子里走走，让伙食尽量合乎标准，让看护人员不要采取过分做法，这些看似细小的安排，已经是现实条件下能够争取的空间。
江康面对的同样是两难局面。他既要执行上级要求，又不能任意突破规定。李逸民没有把压力全部推给他，而是把分寸讲清楚：不求特殊，只求不要失去基本的体面。
这件往事没有惊天动地的场面，却留下了一个细节：人在离开权力位置之后，仍然愿意为曾经共事的人多问一句、多走一步。对经历过长期革命生活的李逸民而言，这样的选择，显然不是临时起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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