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27年9月，湘赣边界，毛泽东把一支并不算大的队伍带进了山里。谁也不会想到，这场起义中的几名基层干部，后来竟有五人被授予开国上将军衔。更有意思的是，当时职务最轻、手中能调动兵力最少的宋任穷，后来却走到了五人之中最重要的位置。
秋收起义的意义，不只在于打响了几场战斗。它让一批年轻人第一次在新的组织方式下成长起来。有人负责带兵，有人负责政治工作，有人管理文书和联络。职位高低只是起点，真正决定道路的，还是能不能在反复的战争环境中留下来、干出来。
张宗逊是这五人中起点较高的一位。1927年，他任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连长，后来随部队参加秋收起义。三湾改编后，他调任特务连副连长，承担保卫毛泽东的任务，成为毛泽东身边较早的警卫干部之一。
那时条件十分艰苦，部队行军没有固定住所，警卫人员常常只能在附近席地而卧。张宗逊并非只负责站岗放哨，他还要观察道路、判断敌情，确保首长和部队能够安全转移。井冈山斗争展开后，他逐渐转入作战岗位，先后担任师、军级指挥职务。
抗日战争时期，张宗逊任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第三五八旅旅长。解放战争中，他又担任过西北方面的重要军事职务。遗憾的是，几次作战中的失利，使他没有成为独当一面的战略将领，更多时候承担彭德怀的助手角色。1955年，他被授予上将军衔。
陈伯钧参加起义时，还是一名基层军官。此前他曾试图赶赴南昌参加起义，却因途中受阻未能如愿，后来转到湘赣边参加秋收起义。到达井冈山后，他进入教导队工作，军事素质很快显露出来。
1928年春，陈伯钧捡到一支锈蚀严重的手枪。教导队大队长吕赤是他的四川同乡，也是黄埔军校同学，曾笑说那不过是一块废铁。陈伯钧不服气，花时间修理后拿去展示，没想到枪支走火，吕赤中弹身亡。
“我只是想证明这支枪能用。”
这句话并没有减轻悲剧的分量。毛泽东了解情况后，认为陈伯钧并非有意杀人，革命队伍又急需军事干部，最终没有将他处决，而是给予降职和纪律处罚。此事对陈伯钧刺激很大，但他性情急躁的毛病并未完全消失。抗战初期，他因与司机发生冲突而受到组织处理，军事生涯因此受到影响。1955年，他同样被授予上将军衔。
陈士榘参加秋收起义时，身份更普通，起初只是警卫团中的基层干部。此后，他长期从事军事指挥和参谋工作，担任过红军师参谋长、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参谋长等职务。抗战和解放战争期间，他以善于组织作战、熟悉参谋业务而受到重视。
有一次，他对前线作战方案有不同意见，直接向毛泽东汇报，甚至绕过了当时的上级。陈毅对此颇为不满，认为部队指挥必须讲程序。陈士榘的做法虽有越级之嫌，却也说明他与毛泽东之间有长期形成的信任关系。1955年，他被授予上将军衔。
黄永胜参加秋收起义时，也在警卫团系统内，是队伍中的基层干部。起义后，他随毛泽东转战湘赣边，后来逐渐成长为能带领大部队作战的指挥员。红军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他都担任过重要职务，尤其在东北战场表现突出。
新中国成立后，黄永胜担任过广州军区司令员、总参谋长等职。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后，他受到牵连并被审查，军事政治生涯由此终止。这个结果，与他早期在战场上的表现形成强烈反差。
宋任穷参加起义时，职务确实最不起眼。他在浏阳地方武装中担任过党代表，秋收起义时只是第一团第七连文书。文书不直接指挥部队，手中也没有多少兵力，放在当时的队伍里，属于很普通的一员。
但宋任穷的长处在于政治工作和组织能力。井冈山斗争后，他逐步担任干部团政委、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政治部副主任等职务。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他先后在晋冀鲁豫、华东和中原部队担任政治工作领导，能够把部队、地方和干部培养结合起来。
1955年授衔时，宋任穷曾进入大将人选的讨论范围。由于最终大将名额确定为十人，他没有获得大将军衔，后来被授予上将。军衔没有完全体现他的政治履历，倒是后来长期担任东北局第一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央政治局委员，使他的职务和影响力超过了另外四位上将。
秋收起义的队伍并不庞大，干部身份也有高有低。张宗逊负责警卫，陈伯钧从错误中成长，陈士榘长于参谋，黄永胜突出于带兵，宋任穷则在政治和组织工作上走得最远。五个人从同一场起义出发，最终走出了五条不同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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