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次北伐到废立皇帝，东晋大司马桓温权臣之路

桓温的一生，战功与野心始终纠缠在一起。他并非只会打仗，也曾整顿户籍、改革吏治，幕府中更聚集众多名士。然而权力越大，他越难甘居人下。

公元373年七月，桓温病逝姑孰，终年六十二岁。那个能灭国、复故都、甚至废立皇帝的人，最终没能等到九锡。挡住他的不是敌军，而是时间。

公元373年，东晋建康的气氛有些微妙。

六十一岁的桓温已经走到权力生涯的最高处。大司马、掌重兵、威压朝廷，两年前甚至亲手推动废掉皇帝司马奕，改立司马昱。

如今司马昱也已经去世，年轻的晋孝武帝司马曜刚刚继位。

放眼东晋，真正让朝廷忌惮的，已经不是哪个北方政权突然南下，而是这个仍然握着军队的桓温下一步准备做什么。

答案似乎越来越清楚——九锡。

魏晋时代，九锡早已不是简单的赏赐。曹操、司马昭这些前例摆在那里，一个权臣走到接受九锡这一步，往往意味着他的政治地位已经逼近皇权。桓温当然知道其中的分量，建康的士族大臣同样明白。

问题在于，桓温已经等不起了。

这一年，他的身体迅速恶化。那个曾经率军深入关中、收复洛阳、兵临前燕腹地的大司马，如今最大的敌人已经不是战场上的骑兵，而是时间。

偏偏朝廷的动作并不快。

谢安并非一开始就是他的政敌。早在360年，谢安便应桓温征召进入幕府。

也就是说，谢安很清楚眼前这个人究竟有多大的政治能力。

373年桓温入朝，百官前往拜见。有关记载中留下了他设兵帐后的故事。

面对这位能够决定皇帝去留的大司马，朝臣的紧张并不难理解。谢安、王坦之却必须站出来，因为一旦再退，司马氏皇权究竟还能退到哪里，谁也说不清楚。

奇怪的是，桓温走到今天，并不是因为祖上留给他一个足以压倒朝廷的位置。

三十年前，他还只是东晋众多将领中的一个。

他真正改变命运的地方，不是建康，而是荆州；真正把他送到今天这个位置上的，也不是阴谋，而是一场又一场实实在在的战争。

灭成汉、入关中、收复洛阳、三次北伐……

桓温手里的权力，最初几乎都是从战场上挣来的。

而这恰恰是东晋最大的矛盾。

这个偏安江南的王朝，需要一个能替它守住长江、进攻中原的强臣；可是当这个强臣真的越来越强，朝廷又不得不担心，有一天他会不会把刀锋转回来。

桓温最终真的转了回来。

因为桓温的野心，并不是凭空出现的。

它首先来自他的战功。

公元345年，荆州刺史庾翼病逝。谁来接管荆州，立刻成为东晋朝廷无法回避的问题。

因为荆州从来不是普通州郡。

东晋立国江南，建康位于长江下游，而荆州扼守长江中游，又连接巴蜀与北方。

谁控制这里，既能阻挡上游威胁，也拥有向北进兵的战略基地。此前王敦、陶侃、庾亮、庾翼等人先后经营荆州，它早已成为足以影响建康政局的重要军镇。

朝廷最终选择了桓温。

但这个决定并非没有争议。丹杨尹刘惔已经看出桓温有野心，因此建议司马昱自领荆州，但被司马昱局面。于是桓温出任荆州刺史，并逐渐掌握荆、司、雍、益、梁、宁等州军事。

东晋后来几十年的一个难题，就这样提前出现了：

朝廷担心桓温太强，却又需要他足够强。

桓温很快证明了这种担心并非多余。

当时长江上游的巴蜀并不属于东晋，而是由成汉政权控制。成汉到了李势统治时期，内部矛盾加深。桓温刚刚站稳荆州，便把目光投向西方。

公元346年冬，他率军沿长江西进。

这不是一次守边，而是一场主动进攻。次年三月，晋军攻入成都，李势投降，存在四十余年的成汉政权灭亡。

桓温这一仗得到的，远远不只是成都。

巴蜀重新纳入东晋控制，意味着长江上游的战略局面发生改变；而对桓温个人来说，这更是一块分量惊人的政治资本。

门阀政治讲究家世。

桓温虽然出身谯国桓氏，又娶了晋明帝之女南康长公主，但桓氏此前并不能与王、谢等顶级门阀完全相比。可战场提供了另一条道路：家世不能迅速改变，军功却可以。

灭蜀之后，桓温第一次真正拥有了压过许多朝臣的东西。

这也让建康越来越不安。

朝廷后来重用殷浩，一个重要政治作用就是在桓温之外建立新的军事力量。可殷浩北伐接连受挫，最终又被桓温弹劾出局。原本希望形成的制衡没有成功，桓温的军事影响力反而进一步扩大。

问题因此变得越来越棘手。

想压制桓温，就必须有人能够替代他；可北方政权不断变化，东晋又确实需要一支能够作战的强大军队。

而桓温显然没有准备只替朝廷守住荆州。

成都陷落以后，他转过头，开始望向北方。

那里有长安，也有洛阳。

如果说灭成汉只是让桓温成为东晋最重要的统帅之一，那么接下来的北伐，则会让他开始拥有一种更加危险的东西，足以和司马氏皇权讨价还价的声望。

公元369年，枋头。

桓温第三次北伐由盛转衰。此前晋军一路深入，兵锋逼近前燕都城邺，但随着战线拉长，粮运被断绝，慕容垂又组织反击，桓温最终被迫撤军。晋军在后撤途中遭到追击，损失惨重。

这一败真正动摇的，是桓温二十多年积累起来的政治资本。

从灭成汉到收复洛阳，桓温几乎一直靠战功向上走。他打得越好，东晋越离不开他；朝廷越离不开他，他手里的军权也就越重。可枋头之后，这条道路突然出现了断裂。

偏偏桓温已经退不回去了。

他早已不是只需要守住荆州的地方统帅，而是大司马，是东晋最具实力的权臣之一。军事威望下降以后，他必须寻找新的方式证明自己的权威。

371年，桓温攻克寿春，平定袁氏势力，却没有再次发动大规模北伐，而是把目光转向建康。

这一次，他直接动了皇帝。

桓温以失德等理由推动废黜司马奕。有关司马奕私德的指控带有浓厚的政治斗争色彩，不能简单当作事实。

这意味着桓温获取政治威望的方式已经改变。

过去，他通过攻打外部政权证明自己；枋头以后，他开始直接干预东晋最高权力。战场从北方搬到了建康。

走到这一步，他已经不只是手握重兵的大司马，而是能够直接干预皇位归属的权臣。但如果因此认定桓温从年轻时就设计好了一条篡晋路线，又会把他的一生写得过于简单。

他的野心，更像是在一次次胜利、掣肘和权力扩张中逐渐长大的。

灭成汉以后，桓温声名大振，却仍然以东晋重臣的身份活动；北伐关中、收复洛阳之后，他的军功越来越高，朝廷对他的依赖和防备也同时增加。

尤其369年枋头大败，过去依靠战争不断获取威望的道路突然受挫，桓温开始把更多力量转向建康。

两年后废立皇帝，正是这种转变最明显的表现。

桓温又绝非只知道争权。

这才是桓温复杂的地方。

他确实想做事，也确实越来越想让整个东晋按照自己的意志运行。

这种性格其实很早便露出了痕迹。

公元328年苏峻之乱中，桓温的父亲桓彝遇害。几年以后，年轻的桓温亲自为父报仇。331年，他借吊丧之机进入仇家，杀死江播之子江彪及其兄弟。

这段经历没有必要被解释成后来篡权的预兆，却能够看出桓温非常鲜明的人生底色：行动果断，好胜，重视功名，而且不习惯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别人。

后来他娶南康长公主，进入皇室政治圈；得到荆州，却不满足于守住荆州；灭掉成汉以后，又把军队带向关中和洛阳。军功越大，他能够支配的资源越多，也就越来越难接受自己永远只是司马氏皇帝之下的一名臣子。

于是，时间重新回到公元373年。

魏晋政治中，九锡对于权臣具有极强的政治象征意义。桓温走到这里，距离最高权力似乎只剩最后几步。

偏偏他最缺的就是时间。

公元373年七月，桓温病逝于姑孰，终年六十二岁，朝廷追赠丞相，谥“宣武”。

那个一生都习惯主动向前的人，最终停在了九锡之前。

这一次，挡住他的不是前秦，不是前燕，也不是建康城里的司马氏。

只是时间已经不给他下一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