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退下来后，为何选择到北京东郊农场担任顾问，却没回家乡？

1980年前后，北京木樨地干部公寓里，陈永贵住进了一间并不宽敞的房子。身份变了，生活待遇仍在，专车也照常安排。可他最不适应的，恰恰是“闲下来”三个字。

逢年过节，组织上送来慰问品，他心里总觉得过意不去。陈永贵不是擅长享清福的人，年轻时在大寨干惯了农活，后来担任领导，也一直把农业生产挂在嘴边。如今每天无事可做，在他看来，像是“白拿国家的东西”。

他曾向有关方面提出，希望能安排一项实际工作。考虑到陈永贵长期从事农业，又熟悉农村基层情况，组织上便安排他到北京东郊农场担任顾问。

这个安排看似普通，实际很合适。东郊农场有土地、有职工，也有不少生产上的具体难题。陈永贵不必再承担行政领导责任，却能把多年积累的经验用上。

刚开始，有人担心他年纪大、身份特殊，农场同志和他相处会拘谨。陈永贵到了现场，却没有摆架子。他愿意下地看庄稼，也愿意听职工讲困难。遇到熟悉的话题，他说得很多；碰到不懂的事情，也不装懂。

有一次，工作人员劝他：“您年纪大了，少跑几趟吧。”陈永贵摆摆手说：“地里的事，光坐在屋里看不明白。”这句话很符合他的性格。他的意见未必句句都能采用，但那股务实劲儿，农场上下都看在眼里。

值得一提的是，陈永贵到北京后，并没有把自己完全封闭在干部生活里。他更多时间陪伴家人，偶尔去农场转转。对他来说，这既是工作，也是保持生活节奏的一种方式。

那么，既然他对山西大寨感情深厚，为什么不回昔阳县养老？

这个问题，不能只从个人愿望解释。陈永贵原籍山西昔阳县巴洲乡石山村，后来长期生活、工作在大寨。那里是他人生起点，也是他声望最集中的地方。正因为如此，他若回去，就不只是一个普通老人回乡。

在许多当地群众眼中，陈永贵是大寨经验的代表人物，还是从基层走上国家领导岗位的农民干部。他熟悉县里情况，也敢于发表意见。这样的身份回到家乡，难免引起关注，甚至会对当地工作形成无形压力。

记者冯东书曾分析过这一层关系：陈永贵在昔阳的威望太高，性格又直，有什么看法往往不藏着。县里的干部面对这样一位老领导，做事难免顾虑增多。陈永贵留在北京，反而能让当地少一些牵扯。

这并不意味着他不想念故土。相反，他对大寨的感情一直很深。只是思念是一回事，回去长期居住又是另一回事。所谓“回老家养老”，涉及家庭安排、地方工作和个人影响，不能只看一腔乡情。

关于他是否回过老家，过去曾有报道说陈永贵返回过昔阳。宋玉林后来对此说法并不认同，冯东书也曾就此作过说明。较为稳妥的说法是，陈永贵晚年主要生活在北京，并没有回到大寨长期定居。

家庭因素同样不能忽略。陈永贵早年丧亲，吃过长工、矿工的苦，后来与李虎妮成婚，养育了陈明珠、陈明花。李虎妮于1965年因病去世后，宋玉林进入陈家。她本人也有革命和劳动模范经历，婚后承担了不少家庭事务。

宋玉林曾说，嫁给陈永贵后没有多少享福的日子，但一家人的日子过得踏实。陈永贵即便身居高位，也没有把家务都推给妻子。到了北京，他还注意到当地不少家庭是男女一起做饭，便把这种习惯带回家中。

这类细节很能说明问题。陈永贵在政治舞台上身份显眼，在家里却仍然是丈夫、父亲。退下来以后，子女和妻子都在北京，家庭生活已经形成稳定安排。贸然回乡，不仅改变自己的生活，也会打乱家人的节奏。

晚年的病情，又让回乡养老变得更加不现实。陈永贵后来患肺癌，身体状况逐渐恶化。住院期间，他很少因日常小事麻烦医护人员，甚至曾提出不要再使用太贵重的药物。医务人员没有接受他的要求，仍按治疗需要安排。

临终前，他向护理人员提出过一个简单愿望，想吃西瓜。这个细节流传下来，并不是因为它传奇，而是因为陈永贵一生的处事方式就很朴素。他没有提出复杂要求，身后事也交代得十分简洁。

他留下遗嘱，感谢党中央、医院以及医护人员，并要求丧事从简，骨灰撒到大寨，而且不要动用飞机。这一安排，既包含对故土的牵挂，也说明他清楚自己不适合再回那里生活。

陈永贵于1986年去世，终年71岁。他没有在大寨度过晚年，却把最后的归宿留给了大寨。对一个曾经从那里走出来、又被时代推到聚光灯下的农民干部而言，这或许是他能作出的最实际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