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0日，46国同步签字，重要联盟在中国成立，联合国也派人见证

2026年9月10日，江苏连云港出现了一幅并不常见的国际会议场景。

46个国家作为创始成员共同参与，34个国家以观察员身份到场，联合国、国际刑警组织等4个国际组织也派出代表。

当天，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正式成立，与会各方共同发布《关于成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的联合声明》。

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的必要性

此次联合国和国际刑警组织代表出席，让大会具有了一层特殊含义：跨国电诈已经不是某个国家的治安问题，而是全球公共安全治理绕不开的现实课题。

过去，人们对诈骗犯罪的印象，往往是一部电话、一张银行卡和几句精心设计的话术。

今天的情况完全不同。

一个诈骗集团的招募人员可能位于甲国，窝点设在乙国，通信服务器架在丙国，洗钱账户分布在更多国家，受害者则可能来自世界各地。

甚至连同一笔赃款，也会经过银行账户、第三方支付平台、地下钱庄和虚拟货币钱包多次转移。

于是犯罪团伙在跨境流水线上分工，办案机关却必须按照各自国家的法律程序行动，司法协助文件也不能用同样的速度完成。

为了彻底杜绝这种可以被骗子利用的缝隙，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了。

事情也并非在9月10日突然开始。

时间回到2025年。

在当年的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年会上，中国提出成立一个以打击电信网络诈骗为重点的政府间国际合作组织。

这个倡议所瞄准的，是传统合作方式中的几个明显短板。

以往，两个国家之间发生跨境诈骗案件，通常依靠双边渠道联系。

案件涉及三个、四个甚至更多国家时，协调难度就会迅速上升。

每增加一个国家，语言、法律、证据标准、办案权限和数据规则都可能出现新的差异。

如果合作主要依赖临时协调，那么每起案件都可能从寻找对接部门开始，十分耗时。

而对于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来说，时间恰恰是最稀缺的资源。

且这背后并非只有外交推动，也有长期执法合作积累的支撑。

近年来，中国已经与西班牙、阿联酋、缅甸等40多个国家开展打击电信网络诈骗执法合作。

不同合作行动的具体方式并不完全相同，但大体都离不开线索交换、窝点清理、嫌疑人抓捕和人员移交。

其中最受关注的，是中缅警方围绕缅北电诈犯罪展开的合作。

中国有实力担起重任

自2023年以来，缅甸有关方面累计向中方移交5.9万余名中国籍涉诈犯罪嫌疑人。

盘踞缅北果敢地区、长期经营电诈窝点的多个家族犯罪集团也遭到摧毁。

基于这些数字可以证明跨境电诈并非完全无法治理。

只要有关国家形成持续协作，打掉诈骗园区、控制幕后组织者、移交犯罪嫌疑人，就可以从过去的“劝受害者不要上当”，进一步走向直接拆除犯罪链条。

中国国内案件变化，也为这种治理思路提供了一个观察窗口。

2026年上半年，中国电信网络诈骗立案数同比下降15.6%；从2025年10月开始，相关案件已经连续11个月同比下降。

不过案件下降不意味着诈骗威胁已经消失。

相反，随着传统窝点遭到打击，一些犯罪团伙正在改变路线。

有的从东南亚原有聚集地向南亚、中东和非洲转移。

有的减少集中式园区，改用分散办公。

还有的利用人工智能生成声音、图像和视频，冒充亲属、领导或者投资顾问。

犯罪集团会随着执法压力移动，这正是国际联盟存在的意义。

如果只有少数国家加强打击，诈骗团伙可能只是换一个地方重新开张。

一个地区堵住了，它们就寻找另一个监管相对薄弱的地区；一种支付工具受到限制，它们就转向新的平台和资产形式。

从这个角度看，46个创始国共同参与，并不只是为了展示规模。

它们需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让预警跑得比赃款更快。

假设一国警方发现一批涉诈电话号码、服务器地址或者收款账户，能够通过联盟渠道迅速发出预警，相关国家就有机会同步核查。

否则，当线索经过多个部门慢慢传递时，犯罪集团可能已经完成资金转移和人员撤离。

彻底堵死诈骗缝隙

第二个问题，是让电子证据能够衔接。

跨国案件中的通话记录、聊天信息、登录地址、服务器数据和资金流水，可能分别掌握在不同国家的执法机构或企业手中。

如果证据提取方式、保全程序和认证标准差异过大，即使抓到嫌疑人，也可能在起诉环节遇到困难。

联盟能够发挥作用的地方，就是推动成员之间建立更清晰的对接规则，使一国获取的线索，可以更快转化为另一国能够使用的执法证据。

各国来宾见证联盟成立

第三个问题，是追赃挽损。

对于受害者而言，抓到多少嫌疑人固然重要，能否追回被骗资金同样关键。

跨境诈骗最复杂的环节之一，就是赃款会在多个司法管辖区之间移动。

一旦资金流出境外，仅靠受害者所在国很难完成全部追踪。

联盟如果能够建立紧急止付联系人、涉诈账户通报机制和资产返还程序，实际价值可能比开多少场会议都更直接。

第四个问题，是联合行动。

诈骗园区往往不只是诈骗人员聚集地。

其背后还可能牵涉非法拘禁、人口贩运、网络赌博、洗钱、暴力控制和伪造证件等犯罪。

这意味着，清理一个窝点不能只关闭几台电脑。

当地执法机关需要控制场所、解救受害者、区分犯罪嫌疑人与被胁迫人员，还要保全设备、账本、通信记录和资金线索。

涉及外国公民时，又需要通知和移交相关国家。

没有稳定协作机制，行动很容易在某个环节卡住。

联盟还承担着一个不太显眼、却十分重要的任务：帮助执法资源相对不足的国家提高反诈能力。

跨国犯罪集团往往专门寻找治理能力薄弱的地区。

当地可能缺少数字取证设备，也可能缺乏虚拟货币追踪经验，甚至没有足够人员长期监控跨境诈骗网络。

如果这些短板得不到补足，犯罪集团即便从一个国家撤离，也会在另一个地方迅速落脚。

因此，联合培训、技术援助和案件研判能力建设，不是附带项目，而是堵住全球反诈网络漏洞的重要部分。

对跨国诈骗集团而言，最坏的消息也并不是世界上又多了一个联盟，而是它们过去反复利用的那些国界缝隙，可能正在一条接一条地合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