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授衔，他给毛主席写信：“请给我降成上将”

1955年9月10日，一封500字的信摆在了毛泽东案头。

写信的人叫许光达，时任装甲兵司令员，即将被授予大将军衔。

信是这么写的：

“我扪心自问：论德、才、资、功，我佩戴四星，心安神静吗？……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实事求是地说，是微不足道的。不要说同大将们比，心中有愧，与一些年资较深的上将比，也自愧不如。和我长期共事的王震同志功勋卓著……现在我诚恳、慎重地向主席、各位副主席申请：授我上将衔。另授功勋卓著者以大将。 ”

500字，没有一句套话。

1958年许光达与坦克乘员在驾驶场上

许光达的夫人邹靖华后来回忆，得知要授大将那天，将军“一夜未眠，翻来覆去”。第二天命令公布，他在屋里转来转去，不说话。夫人问怎么了，他说：“授得太高了。上面还有那么多人比我强。好多人性命都丢了啊！”

毛泽东读完信，在军委会议室里念了一句话：“五百年前，大将徐达，二度平西，智勇冠中州；五百年后，大将许光达，几番让衔，英名天下扬。 ”

但军委最终没有批准。许光达仍然被授予大将军衔。只是行政级别定为五级，成为当时唯一一位行政五级的大将。

如果说许光达的让衔是一次“失败”，那徐立清的让衔则创造了一个纪录——1955年一千多名开国将帅中，唯一一个主动请求降衔被组织批准的人。

而且，他是唯一一个正兵团级却被授予中将的人。

徐立清

这个职务是什么概念？当时正兵团级的将领，绝大多数授上将，王树声和许光达两位正兵团级甚至被授予了大将。连19位副兵团级将领、一位准兵团级将领都授了上将。唯独徐立清，正兵团级，中将。

不是组织亏待他，是他自己求来的。

彭德怀找他谈话，不同意。徐立清说：“授衔工作中有些人争官争位，不考虑大局，两眼只盯着干部部门。我授低了，有利于做他们的工作。 ”

他主动降衔，不是矫情，是想用自己当“活教材”。

周恩来也找他谈，徐立清坚持己见。最终中央批准了他的请求。

徐海东

徐海东大将，听说要授他大将军衔，心中十分不安。

他对前来看望他的周恩来说：我1940年以后几乎是在担架和病床上度过的，养病的时间多于战斗的时间。“大将军衔，受之有愧。”

周恩来的回答很有意思——他握着徐海东的手说：“海东同志，你不要让了。授你大将军衔，是根据你对革命所做的贡献决定的。依我看，不高，也不低，恰当！ ”

你看，那个年代的逻辑是：让是觉悟，但给你什么，是组织的事。你可以表达，但不能改变组织的决定。

孙毅将军，授衔前给组织写信：“我只有从劳之苦，而乏建树之功。在评衔时要宁低勿高，授我少将军衔足矣。”最终授了中将。

上将萧克，被问及授衔心里是否平衡时，反问对方：“你知道‘大树将军’的故事吗？”——东汉冯异，大功告成论功行赏时退避树下。萧克说：“古人尚且能如此，何况我们共产党人呢？ ”

放到今天，这件事有多“反常”

我们得承认一个现实：1955年授衔时，确实有闹的。

毛泽东说了一句很重的话：“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授衔时。我们军队中有些人，打仗时连命都不要了，现在为了肩上一颗星，硬是要争一争、闹一闹，有什么意思！”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许光达写了降衔申请书，徐立清求着要从上将降中将，徐海东拖着病体说“受之有愧”，孙毅主动请求给个少将就行。

这些人不是不在乎。他们在乎的东西不一样。

许光达信里说得很清楚：他不是觉得自己不配当大将，他是觉得自己“佩戴四星，心安神静吗？ ”

心安。这两个字值千金。

今天多少人为了一个职级、一个头衔争得头破血流。争到了就心安了吗？未必。

徐立清降衔的理由更值得琢磨：“我授低了，有利于做他们的工作。” 他降低自己，是为了让别人服气。

1955年9月27日，中南海授衔典礼。

许光达穿着大将礼服站在队列里。胸前四颗星。他心里未必安宁，但他站在那里，因为他服从了组织的决定。

徐立清穿着中将礼服站在另一列队列里。他的军衔比同级别的人低了一级，但他站得比谁都稳。

这两个人，一个让了没让成，一个让成了。但本质上是一回事——他们都在争一个东西：内心的那份安宁。

许光达的那句“好多人性命都丢了啊”，邹靖华回忆时，说这话时将军声音发颤。

他不是在表演谦虚。他是真的想起那些再也回不来的人了。

参考来源： 1. 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缅怀许光达：最年轻的开国大将 曾自请“降衔”》（2014年11月18日） 2. 中国新闻网：《毛泽东为啥一再高看并降大任于“当代白起”粟裕？》（2010年7月9日） 3. 人民网-北京日报：《将帅让衔，初心皎皎》（2018年7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