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9年春节后，河北定县城外，一队日伪军突然闯进村庄，抓走了八路军游击队员王均。抓捕行动很快，撤退也很快。日军真正想对付的，并不是这名女战士，而是她的丈夫甄凤山。
在定县敌后，甄凤山的名字早已让日伪军头疼。他带的部队人数不算多，却善于利用夜色、地形和伪装，专门寻找敌人的薄弱处下手。日军修炮楼、增岗哨、派特务，始终没能把他困住。
王均被捕后，日军送信威胁甄凤山：“投降，就放人。”这招并不新鲜，却十分恶毒。王均没有屈服，反而设法传话给丈夫，劝他继续带队伍打击敌人。她知道，自己若以安全换取部队停战，才是敌人真正想要的结果。
相关回忆材料中，还记载过一段颇具争议的往事。甄凤山曾设法控制日军军官的家属，试图以人换人，迫使对方释放王均。这种做法带有强烈的个人应对色彩，也明显不符合八路军严密的组织纪律，因此后来在文学和影视改编中被删去。
有意思的是，李向阳并不是甄凤山经历的简单复制品。银幕上的李向阳更集中、更典型，承担着塑造抗日英雄形象的任务；历史上的甄凤山则有脾气、有办法，也有一些不便直接搬上银幕的复杂细节。正因如此，他更接近一个真实的敌后指挥员。
甄凤山1903年出生于河北定县朱谷村。家境贫寒，年少时便尝尽生活艰难。后来他闯关东，挖山参、淘金、下煤窑，当泥瓦匠，做过多种苦活。长期在困境中谋生，使他练出了一股硬劲，也熟悉了底层百姓的生活处境。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甄凤山参加了王老宏领导的抗日义勇军，曾在齐齐哈尔一带活动。队伍后来遭到日军围剿而被打散，他没有就此停步，而是辗转回到家乡，寻找新的抗战道路。
回到定县后，他在中共地下党员甄玉蕃等人的帮助下，逐渐接受党的领导，并从事联络、传递情报和侦察敌情等工作。1933年8月24日夜，军警搜捕甄凤山时，他的父亲为掩护儿子，被敌人毒打，后来不幸去世。这段经历加深了他对敌人的仇恨，也使他更加清楚地下斗争的残酷。
全面抗战爆发后，定县群众抗日情绪高涨，最缺的却是枪和弹药。甄凤山把目光投向定县火车站的汽油，组织人员冒险将其运走，再换取武器。凭借这批物资，他很快拉起一支二十余人的游击队。
1937年9月，晋察冀军区成立。两个月后，甄凤山的队伍划归晋察冀军区第三分区领导，整编为第一游击支队第五大队。队伍有了番号，困难却没有减少。甄凤山常说：“枪不是等来的，要到敌人手里去夺。”
一次，他骑自行车进定县城，故意把车链弄掉，蹲在城墙附近修车。日军哨兵放松警惕时，他突然拔枪夺下对方的三八式步枪，还要来了子弹。类似的行动看似冒险，实际依靠的是观察、判断和突然性。
1938年11月，甄凤山带三十多名队员化装进城。他们假装被土匪追赶，骗开城门，随后迅速制服守门日军，缴了城楼上的敌人武器。这类袭击规模有限，却直接打击了日伪军的心理防线，迫使对方不断增加守备力量。
敌人诱降不成，又使用特务、美人计和投毒等手段。一次，甄凤山的饭食被下毒，因临时有人来访，他没有及时吃下，面条后来被拿去喂狗，狗当场死亡。调查之后，叛徒暴露。这样的事件说明，敌后斗争不仅是枪口上的较量，也是情报、保密和审查能力的较量。
甄凤山用兵有一个特点：不拘成法，却并非毫无章法。他招收有抗战意愿的地方武装人员，同时从正规部队请来班长、排长，加强训练和政治工作。队伍成分复杂，隐患自然存在，因此他也不得不在战斗力与纪律之间反复权衡。
1939年5月25日，甄凤山组织侦察班化装潜入定县城，夜间发动突袭，俘获三十多名汉奸特务，并击退前来增援的日伪军。另有资料记载，抗战期间第五大队参加战斗一百二十余次，缴获枪械四百余支，破坏炮楼三十余座。这些数字，构成了甄凤山“李向阳”原型说法的重要依据。
1943年，部队改编为铁道支队，甄凤山任支队长；1945年，铁道支队扩编为晋察冀军区第六团，他任副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他参加了解放定县和清风店战役，并获得晋察冀军区战斗英雄、侦察英雄称号。
新中国成立后，作家刑野、羽山根据敌后斗争经历创作《游击队长》，随后改编为电影《平原游击队》。“李向阳”由此走进千家万户，而甄凤山那些带着地方色彩、甚至颇有争议的经历，则大多留在了回忆材料和地方党史之中。1972年，甄凤山因肺癌病逝，终年6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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