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8年5月29日，北京的行政区划发生了一次调整。国务院全体会议决定，撤销大兴县和南苑区，分别将其辖地并入大兴区、丰台区和朝阳区。至此，仅仅存在了6年的南苑区，正式退出北京行政区划。
南苑区为何会出现，又为何如此短暂？要回答这个问题，不能只看1958年的一纸决定，还得从南苑这片土地的特殊身份说起。
南苑位于北京城南。清朝入关后，统治者始终把骑射视作立身之本。满洲贵族担心八旗子弟脱离弓马生活，便在各地设置围场，用于训练军士、举行狩猎，也借此维持旗人的军事传统。
清代著名围场共有五处，木兰围场、盛京围场、吉林围场、黑龙江围场，再加上北京城南的南苑。和东北几处动辄跨越数县的广阔地域相比，南苑面积最小，却离皇城最近，身份也不只是普通围场。
它更像一座皇家苑囿。
南苑的历史，甚至早于清朝。元代时，这里叫“下马飞放泊”，位于大兴县正南。元代皇帝每逢冬春之交，常到京城近郊放鹰逐猎，史料中称为“放飞”。这片水草丰茂的区域，已经具备了皇家猎场的功能。
明永乐年间，南苑进一步扩展。永乐十二年，明廷增广苑地，并修筑围墙。到了清代，南苑周围的围墙据记载长达120里，设有九座门，南红门、大红门、小红门、西红门等地名，也由此留在北京南城的历史记忆中。
有意思的是，南苑虽然属于皇家禁苑，却没有交给管理木兰围场的机构。木兰围场涉及蒙古王公和边疆事务，由理藩院负责；东北三大围场则分别由盛京将军等系统管理。南苑归内务府下属奉宸苑，设南苑总尉一人，品秩为正四品，另有防御等官员负责守卫。
这套安排说明，南苑的核心用途并非接待外藩，而是服务京城皇室。皇帝可以在这里行围、阅射，八旗官兵也能进行骑马射箭训练。它离京师不远，便于往返；又有围墙和门禁，便于管控，正是南苑最特殊的地方。
不过，围墙并没有永远挡住人口进入。清朝后期，南苑内部逐渐出现垦殖活动。清廷设置南苑督办垦务局，将部分荒地公开出售。北京城里的官僚、显贵、太监、商人，甚至外国使节，都有人购置土地，再招募河北、山东、河南等地农民前来开垦。
土地一旦被耕种，村落便会形成。村落形成，交易和道路随之出现。原本供皇室驰骋的苑囿，慢慢添上了百姓生活的痕迹。南苑的功能，开始从单纯的皇家猎场，转向军政、农业与聚落并存的复杂区域。
清朝灭亡后，南苑的皇家性质逐步消退，但这片土地并未从行政管理中消失。北平解放后，城市行政区划几经调整，南苑先后以序号区的形式存在。1949年2月北平解放后，南苑被划为第二十三区；同年6月行政区调整时，又与第十五区合并，成为第十四区。
1950年4月，北京市再次调整市区和郊区建制，南苑改为第十一区。1952年6月20日，市政府将各区由数字名称改为正式名称，第十一区因境内有清代南苑旧址，遂定名为南苑区。
“南苑”这两个字，至此第一次成为北京市的正式区名。
但南苑区的辖域并不稳定。它既靠近丰台、大兴，也和朝阳南部相连，区域内部有街道，也有大片乡村。随着北京城市建设和郊区管理需要变化，原有边界越来越难以适应新的行政安排。
1958年的调整因此并非简单改名，而是一次区域重新组合。南苑、大红门、东铁匠营、右安门等街道，以及槐房乡，划归丰台区；红星、西红门、旧宫、金星等地划入大兴区；小红门、十八里店、老君堂等乡则划归朝阳区。
有人曾问：“南苑区是不是因为地方太小才撤销？”这话只说对了一半。南苑确实是五大围场中规模最小的一处，但撤销它的主要原因，是北京整体行政区划需要重新衔接，原南苑区的城乡地域被分别纳入周边几个发展方向不同的区域。
于是，南苑作为一个行政区消失了；作为地名，却没有消失。南苑、大红门、南苑机场等名称，仍然保留着这片土地的旧日痕迹。元代的下马飞放泊、明代的南海子、清代的皇家围场，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短暂存在的南苑区，实际上对应着同一片土地不断变化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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