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宝大盂鼎的八任收藏主人，为何有的暴毙而亡，有人平安终老？

□孙晓明

CCTV-1《寻古中国·金石探文明》的镜头曾扫过一件青铜重器：它通体碧绿，纹饰狞厉，腹内铭文如刀刻斧凿。旁白低沉：这是一尊被命运诅咒的鼎，也是一尊被信仰守护的鼎。那一刻，屏幕前的千万观众屏住呼吸——这尊名为“大盂鼎”的西周礼器，在三千年的时光隧道里，究竟见过多少王朝更迭、人性明暗？它的八任收藏主人，有人前程断送，有人家道中落，有人暴毙而亡，也有人平安终老。拨弄这些人物命运的，究竟是冥冥中的神秘力量，还是国宝重器的凛然正气，又或是人间正道的天理伦常？这一切，要从一百七十余年前陕西岐山那场百年不遇的暴雨说起。

出土与劫夺：岐山风雨中的官民博弈

清道光初年，公元1849年，陕西岐山。一场百年不遇的暴雨刚歇，农民扛着锄头走向田垄。突然，锄刃撞上硬物，震得虎口发麻。扒开淤泥，一个黑乎乎的“大铜缸”露出狰狞的兽面纹——鼓腹、三足，铜绿如鳞，雨后阳光下泛着幽光。消息像野火般烧遍西岐，乡民成群拥来，有人敲锣驱邪，有人跪地焚香。岐山首富宋金鉴策马赶到，拨开人群，指尖颤抖着拂过鼎腹——内壁隐约看到有古拙字迹。饱读诗书的他倒吸一口凉气：这是三千年前的周鼎！

宋金鉴连夜将巨鼎藏入书房，严令家丁守口如瓶。次日清晨，岐山县令周庚盛登门，呷着茶笑里藏刀，说是听闻宋员外得了祥瑞，特来开眼。书房内，周庚盛踱步三圈，突然转身，质问宋金鉴可知问鼎典故，说楚庄王窥伺周鼎轻重便是要谋天下，私藏此物莫非也有此心。宋金鉴面色惨白。次日，宝鼎搬入县衙。此后怪事不断：古槐断枝，房梁坍塌，周庚盛夜夜做噩梦，梦见自己被投入鼎中烹煮。惊恐之下，他将鼎贱卖给京城古董商，惶惶终日，三年暴毙。

宝鼎北上后，宋金鉴锁了书房对天立誓，宋氏子孙必赎此鼎。他变卖半数田产，赴京赶考。琉璃厂古董商将鼎标价三千两，只等达官贵人问津。四年寒窗，宋金鉴竟高中翰林。他穿着官服踏进古董铺，银票拍案，说此鼎原是岐山之物。宝鼎重回宋府，他抚鼎痛哭，感慨此鼎让他倾家荡产又让他金榜题名，不知是福是祸。同治年间，宋金鉴渐失圣眷，郁郁而终。临终前攥着儿子的手，叮嘱速速将鼎脱手，莫重蹈他的覆辙。

辗转与定名：从左宗棠到潘祖荫

宋氏后人以七百两白银，仅为原价的四分之一，将鼎售予左宗棠幕僚袁保恒。袁保恒连夜献予陕甘总督左宗棠。宝鼎在左府仅停两月，便被转赠当朝侍读学士潘祖荫。这份厚礼背后，是一段生死恩情。咸丰九年，左宗棠因辱骂永州总兵樊燮，被以居功自傲、图谋不轨的罪名投入大牢，性命堪忧。时任侍读学士的潘祖荫深知左宗棠无辜，仗义上奏咸丰皇帝，多方奔走疏通，终使其脱罪获释。左宗棠日后功成名就，以此鼎相赠，一为报恩，二为宝鼎寻个妥善存身之处。

潘祖荫，咸丰二年探花，平生酷嗜金石，与光绪帝师翁同龢并称翁潘。他很快辨明鼎内铭文，认定此乃西周康王时代礼器，无价之宝。因铭文中提及贵族盂，遂定名大盂鼎，沿用至今。鼎高102厘米、重153.5公斤，铸造于周康王二十三年（公元前1003年）。腹内铭文十九行，分两段，计二百九十一字，字字清晰无缺，在西周传世铭文中极为罕见。

铭文之重：金文书法与青铜史书

令后世学者惊叹的，是这二百九十一个字的书法气象。它们属于古文字体系中最庄重的一脉——金文，亦称钟鼎文。与殷商甲骨文细瘦尖刻的刀笔不同，大盂鼎铭文系范模浇铸而成，笔画圆浑饱满，起收如蚕头蓄势，转折若屈铁盘丝，通篇气势磅礴而不失典雅端凝。书法史家评其为西周早期金文的“标准范本”，结体方正，章法整饬，已显后世汉字方块格局的雏形。铭文中“王”“正”“民”等字，笔画粗细有致，空间分布匀停，透露出书写者对美的自觉追求——那不是简单的记录工具，而是成熟的书法艺术。三千年前的工匠在范模上精心勾画每一笔，将文字从实用的记事功能提升为审美对象，这在世界文字史上也是罕见的成就。

将大盂鼎铭文置于汉字演化的长河中，它的位置格外醒目。商代甲骨文虽是中国最早的成熟文字体系，但刻于龟甲兽骨之上，线条以直线居多，字形尚未完全统一。西周金文承接甲骨文而来，完成了一次质的飞跃：铸造工艺使笔画可曲可伸，字形从象形走向线条化、规范化，汉字“方块化”由此奠定。大盂鼎铭文正是这一转折期的巅峰之作，二百九十一字中象形意味明显减弱，抽象符号大增，许多字的写法与今天的繁体汉字渊源可辨。如“酒”字从水从酉，与今字形一脉相承；“车”字虽有轮轴之形，已简化为符号化线条。大盂鼎铭文是汉字从“画”向“写”转变的关键见证，展示了先民将图像提炼为抽象符号的智慧，为后世小篆、隶书、楷书铺平了道路。

这些三千年前的金文，更是一部刻在青铜上的史书。铭文记载了周康王对贵族盂的隆重册命：追述周朝开国艰难，总结商朝覆灭教训，告诫盂勤政慎行，赏赐香酒、礼服、车马及一千七百二十六个奴隶。赏赐中香酒居首，可见其地位之重。周康王同时严厉告诫盂不得酗酒，这与《尚书·酒诰》完全吻合：周朝立国后反思商纣酗酒亡国之痛，将禁酒立为国策。铭文中赏赐奴隶的记载，真实反映了西周阶级状况，奴隶作为财富与权力象征，大量赏赐给有功贵族。学者将铭文与《尚书》对读，文字高度吻合，证明西周已有成熟史官制度和文献传抄体系。这些金文是记录历史、传递政令、训诫后人的官方文书，成为研究西周早期政治社会结构不可替代的第一手史料。

豪门与劫难：潘家三代护鼎传奇

潘家藏有宝鼎、鼎内有完整铭文的消息一经传扬，登门求拓本者络绎不绝。潘祖荫将宝鼎深藏府中，轻易不示人，即便是挚友，也只能得一幅拓本。当时满洲正白旗出身的湖北巡抚端方，对宝鼎垂涎已久，几次派人求拓，乃至亲自登门，欲出价购鼎，势在必得。围绕这尊国宝，潘家与端方展开了激烈争夺。同治十二年（一八七三年），已升任军机尚书的潘祖荫突被慈禧革职。光绪末年，潘祖荫病重，弥留之际最不放心的便是大盂鼎，再三叮嘱弟弟潘祖年及其子孙：将鼎视为性命妥善珍藏，绝不可外流，世世代代留在潘家。这一嘱托，让潘家几代人经受了无数惊心动魄的日夜。

潘祖荫去世后，潘家失去朝廷倚仗，守孝期未过便不断有人上门纠缠。潘家最恐惧的始终是官大权重的端方——此时他已升任陆军尚书、直隶总督。京城待不住了，潘祖年借运送兄长灵柩回苏州老家之名，租大船将大盂鼎及诸多珍藏混装其中，神不知鬼不觉运抵苏州。潘祖年成为第七任收藏主人。然而端方紧追不舍，旋即受命任两江总督，就近不断派人索鼎。潘祖年牢记兄长嘱托，不为威胁利诱所动，昼夜看护。端方自认得鼎只是早晚之事，潘家上下提心吊胆，度日如年。

就在端方以为宝鼎唾手可得时，辛亥革命爆发，他受命入川镇压保路运动，于乱军之中被革命党斩首。消息传来，潘家跪拜鼎前，高呼宝鼎有灵天佑潘家。难关挺过，第七任收藏主人潘祖年却已病入膏肓，临终紧攥儿子手，待其发誓人在鼎在，方才瞑目。此后潘家男丁凋零，几近断绝。潘祖荫孙媳潘达于，本名丁达于，嫁入潘家后冠夫姓——成为潘氏家族文物守护者，亦为大盂鼎第八任收藏主人。民国初年，有美国人以六百两黄金求购，被潘家断然回绝。

1937年，日寇进逼，苏州沦陷。潘达于与潘祖年之孙潘承厚、潘景郑反复商议，绝不让国宝落入敌手。几百斤重的大家伙，埋藏家中最为稳妥。潘家紧闭大门，留两个雇工与一个看门人，两天两夜将大鼎及重要古玩埋入地下，恢复原貌后举家迁往上海避难。潘家人前脚刚走，日寇后脚便至，先后七次搜查，满院乱刨，始终未寻到宝鼎。沦陷期间，看门人曾动盗卖之念，终因敬畏国宝不敢泄露秘穴，宝鼎得以保全。

国宝命运：从深埋地下到国博永藏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了。潘家的当家人、大盂鼎的第八任收藏主人潘达于也已经年过半百。几十年的坎坷经历使她深知，单凭她一家人的力量，实在无力保护这尊无价的宝鼎。经过全家人反复商议，潘达于执笔给华东文化部写了一封信，本着“重要文物只有置之博物馆才能充分发挥其价值”的愿望，希望由国家出面来收藏大盂鼎。

1951年7月，接到潘达于的来信后，华东文化部立即通知上海文管会，组织人力物力，在潘达于女儿的带领下赶赴苏州。7月26日，苏州南石子街的一处高宅大门前，人来人往，十分热闹，过往的行人也纷纷驻足观望，想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在大宅后院的中间大厅里，几个工人挥动铁锹，在地面上挖掘出一个方形大坑。挖到齐肩膀深的时候，突然从坑内传出一声响亮的金属撞击声。不一会儿的工夫，两尊带双耳、生满绿色铜锈的巨大青铜器被挖了出来——国宝大盂鼎和大克鼎同时呈现在人们眼前。

随后大盂鼎被运往上海，保存在上海博物馆。1959年国庆十周年的时候，上海博物馆将其中的大盂鼎赠给新落成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即今天的中国国家博物馆。

今天，当我们在国家博物馆瞻仰大盂鼎时，看到的不仅是一尊青铜礼器，更是一部用金属铸成的文字史。那二百九十一个金文，从甲骨文的占卜刻辞脱胎而来，为秦代小篆、汉代隶变奠定了基石，让中国文字的发展脉络在这尊鼎上留下了清晰的烙印。它与藏于上海博物馆的大克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毛公鼎遥遥相望，三尊“海内三宝”隔海峡诉说着五千年文明的血脉相连。一尊鼎，三千岁，八任藏主，半部中国近代史。它见证过贪婪者的暴毙、忠义者的坚守、弱女子的刚烈，最终在共和国的晨光中归于永恒。所谓“诅咒”，不过是人心对国宝的敬畏；所谓“天命”，终究是凡人用脊梁撑起的道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