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67年12月17日深夜，甘肃永登县连城林场附近，李世白倒在大桥旁的道路上，刘学保则躺在不远处的干河滩。一个头部重伤，一个左手血肉模糊。谁也没想到，这场被迅速定性为“舍身护桥”的事件，会在18年后彻底改写结论。
池木哈村那座水泥桥，长82米、宽7.6米，原本是为一座工厂修建的。因厂址调整，工程中途停下，桥体既未正式通车，也没有太多行人经过。偏偏在那个冬夜，一声巨响打破了林场的寂静。
留守人员赶到时，李世白已经无法正常说话，只反复说自己来自连城农场。另一边，刘学保先向赶来的人说明情况：“我是解放军，他是来炸桥的，先检查桥上有没有炸药。”这句话，成了后来整个案件最重要的依据。
李世白因头部伤势过重，当晚死于医院。刘学保则接受了截腕手术，失去了左手。第二天，公安人员勘察现场，却没有发现炸药包、爆炸坑，也没有找到能够证明李世白意图炸桥的直接痕迹。案件因此被暂时搁置，并未立即形成正式结论。
但刘学保所在部队很快根据他的自述，认定李世白曾任国民党宪兵，便将其身份与案情联系起来，认定刘学保是在抢出炸药时负伤。报告层层上报，荣誉也随之而来。1968年1月，刘学保被批准授予英雄称号，随后记一等功。
宣传报道扩大了影响。兰州军区报纸、解放军报和人民日报相继介绍他的事迹，他从副班长得到提拔，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兰州军区党委委员，并作为中共九大代表登上天安门城楼。这个故事还被编入宣传材料和小学课本，成为许多人熟悉的英雄范例。
有意思的是，荣誉越高，疑点反而越难公开提出。现场只有两个人，李世白已经死亡，刘学保既是证人，也是唯一幸存者。现场没有炸药证据，地方公安也没有完成明确认定，这些问题却被“英雄事迹”的光环遮住了。
李世白的家属承担了更沉重的后果。妻子朱秀云被遣送农村，子女也受到牵连。大儿子曾因被指控纵火入狱，出狱后工作无着；女儿为躲避压力辗转外地。一个家庭因此长期背负“罪犯家属”的名声，而真正的案情却没有得到认真核查。
转折出现在1982年9月。永登县有关负责人重新谈起此案，兰州市信访部门副主任马云英决定介入。1983年5月，她到永登实地查看现场，走访林场职工，又查阅最初卷宗。结果很直接：没有人能够证明李世白确实炸桥，原始材料中也找不到炸药存在的证据。
复查并不顺利。调查报告送往军区后，一度被搁置在收发环节。马云英坚持追问，要求文件转交领导。经过地方、军区、公安等7个单位协调，联合调查组终于成立。调查人员走访6个省、14个县区和32家单位，询问90多人，调取上百份材料。
调查结论否定了“李世白炸桥”的说法，刘学保反而被认为有重大犯罪嫌疑。专案组没有只凭口供定案，而是重新做现场实验。刘学保称，自己曾看到桥上冒出蓝色火花，并发现一个脸盆大的炸药包。可是，现场没有取放炸药的痕迹，导火索经过反复试验，也不会出现他所说的蓝色火光。
更关键的是爆炸威力。一个足以装下数公斤炸药的包，如果在近距离爆炸，不可能只造成一只手受伤，周围地面也不可能毫无爆炸痕迹。实验结果表明，刘学保左手的伤势，更接近小型爆炸物造成，而不是抢抱大型炸药包时留下的伤。
1984年4月，公安人员在陕西三原县一家木器厂将刘学保拘捕。面对拘留证，他面色灰白，只说了一句：“我知道会有这一天。”随后，他交代了经过：为了获得英雄名声，他尾随李世白，用石块、斧头等物击打对方头部，又用小型爆炸物炸伤自己的左手，制造了“护桥”假象。
1985年7月19日，永登县体育场召开公审大会。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认定，刘学保故意杀人，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随后，当地为李世白恢复名誉，并重新处理其家属的户籍、工作和生活安置问题。那个曾被写进课本的“护桥英雄”，最终以故意杀人犯的身份，接受了迟到18年的法律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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