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军常熟守将骆国忠投降清朝，揭开太平天国苏福省沦陷序幕

1862年深秋，常熟城外炮声渐密，城内守军却没有等来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决战。守将骆国忠与淮军之间，早已通过书信暗中往来。城墙还在，军心却已经松动，这座江南重镇的结局，实际上早被一场隐秘的选择改变了。

常熟不是普通县城。太平天国控制苏州、松江一带后，苏福省承担着粮饷转运和兵员补充的重任。常熟地处江南水网，连接苏州、福山和长江水路，既能供给天京，也能牵制淮军。谁握住常熟，谁就多了一块支撑战局的粮仓。

李秀成当然明白这一点。问题在于，他把守城重任交给了骆国忠。

骆国忠是安徽凤阳人，早年投身太平军，作战颇为勇悍，也有一定统兵和处置事务的能力。他得到李秀成提拔，逐渐成为忠王府中的亲信。不过，骆国忠与太平天国之间，并没有牢固的信仰联系。他看重的，更多是个人前途、部众实力以及局势变化。

这类将领，顺风时可以冲锋陷阵，逆风时也最容易另作打算。

当时太平军内部并非没有人看出问题。谭绍光、陆顺德等人长期跟随李秀成，彼此在战场上形成了较深的信任。有人认为，常熟这样重要的地方，应该交给经得住考验的老部将，而不宜托付给立场暧昧的人。

李秀成却没有采纳。

有一种说法认为，他用人时颇重“义气”和私人关系，容易把部属多年追随当成绝对忠诚。这样的判断，在局势平稳时或许还能维持，一旦粮道被截、援军受阻，便会暴露出风险。常熟，恰好成了这个弱点最先裂开的地方。

湘军攻陷安庆后，天京周边压力骤增。曾国藩命李鸿章回安徽编练淮军，待军队成形，便向苏福省推进。李鸿章熟悉安徽籍将领的关系网络，也知道骆国忠并非死守到底之人，于是没有一开始就把希望寄托在强攻上。

他派人带着亲笔书信前往常熟，劝骆国忠归附。

骆国忠没有立即开城。他先命守军向前来试探的淮军水师开炮，摆出坚决抵抗的姿态。随后，他又通过关系向李鸿章传递消息，表示自己愿意寻找合适时机归顺。

这一步颇有江湖习气：既要投降，又要让对方知道自己不是轻易可以拿捏的弱者。李鸿章需要常熟完整落入手中，也需要尽量避免强攻造成的损失，因此双方很快形成了某种默契。

真正促成常熟易手的，是天京战事。

1862年秋，曾国荃所部围攻天京，李秀成奉命回援。浙江方向同样遭到淮军反攻，苏福省的防线处在两面受压的状态。临行前，李秀成已经察觉部分将领心思浮动，却没有采取严厉处置，只是加以安抚。那些口头上的保证，没能改变军队内部的裂痕。

雨花台一战持续四十六天。李秀成率军苦战，仍未能击破湘军围攻。战事失利的消息传到常熟后，骆国忠判断太平军主力短期内难以回援，随即率部向李鸿章投降。常熟城由此几乎未经过决定性攻城，便转入淮军控制。

消息传到天京，李秀成十分震动。他清楚，常熟一失，苏福省的粮道和水路都会受到牵连。于是，他暂停原定部署，率军昼夜兼程赶往常熟，并调谭绍光、陆顺德、陈炳文等部前来协同作战。

这已不是单纯夺城，而是太平军试图在苏福省打开的最后一个缺口。

李秀成命陆顺德先攻福山，切断淮军援路。陆顺德凭借坚固阵地，多次挡住程学启、刘铭传、周盛波等部进攻。淮军一度推进困难，常熟城内的骆国忠也承受着不小压力。

偏偏此时，天京方面又要求李秀成执行“进北攻南”的计划。李秀成无法长期违抗命令，只得把继续攻打常熟的任务交给谭绍光，自己率主力返回天京。战场上的主动权，随之再次发生变化。

谭绍光没有仓促强攻。他从苏州调来炮兵，先轰击常熟城墙。炮火确实打开了缺口，但骆国忠早有准备，在城墙后方另挖长壕，并布置火器。太平军冲到壕边时，守军集中射击，又投掷火罐，进攻部队伤亡很重。

谭绍光随后组织挖掘地道，准备埋设火药，从地下破城。常熟眼看就要出现转机，福山方向却传来坏消息：淮军水师增援后，陆顺德寡不敌众，阵地被迫后撤。

更棘手的是，苏州又出现李文炳、钱桂仁等人可能动摇的消息。谭绍光担心苏州失守，只能分兵回护，无法把全部力量投入常熟。攻城行动因此被迫中断，指挥链也出现空隙。

留守前线的朱衣点勇猛有余，却缺少统筹经验。骆国忠抓住机会发动突袭，太平军损失数千人，朱衣点本人也被俘。至此，常熟再无翻盘可能。

常熟陷落后，淮军获得了进入苏州、进逼浙江的关键支点。太平军失去的不只是一座城，还有江南水网中的粮运通道与相互呼应的防线。骆国忠的归附，遂从一次将领易帜，变成了苏福省防务崩解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