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691年，漠北多伦会盟，康熙帝与喀尔喀蒙古诸部首领达成归附安排。会盟表面上是一次政治仪式，背后却牵动了整个蒙古高原的力量格局。对准噶尔首领噶尔丹而言，清朝已经不再只是长城以内的中原王朝，而是正在把手伸向漠北的强敌。
准噶尔人的选择，并非没有考虑西进。恰恰相反，他们长期活跃于天山南北，和哈萨克各部、俄罗斯势力都有冲突。问题在于，向西扩张看似道路开阔，实际却处处受限；向东挑战清朝虽然危险，却更符合准噶尔汗国当时的战略处境。
准噶尔汗国兴起于十七世纪中叶。此时，明朝覆亡，清军入关，东北亚的政治中心发生转移。清朝不仅控制了中原，也逐步要求蒙古诸部承认皇帝对蒙古地区的宗主权。漠南蒙古较早归附，漠北喀尔喀则在准噶尔压力加剧后，开始寻找外部支撑。
噶尔丹的崛起，正处于这个权力空隙之中。他在准噶尔内部确立地位后，向东压迫喀尔喀蒙古，向南觊觎河套与内蒙古，向西则同哈萨克争夺牧地和交通要道。其目标不是一次普通的边境冲突，而是希望恢复一个由准噶尔主导的蒙古政治秩序。
有意思的是，喀尔喀蒙古的归附，直接改变了噶尔丹的判断。此前，清朝与准噶尔之间还有缓冲地带；多伦会盟之后，清朝获得了介入漠北事务的明确理由。噶尔丹若继续东进，就等于把清朝从潜在对手变成了必须正面应对的敌人。
有人会问，既然清朝强大，为何不绕开清朝，沿天山向西打到西亚？地理只是第一道障碍。准噶尔控制的核心区域在伊犁河谷、额尔齐斯河流域和天山北麓，西面连接哈萨克草原，继续推进后，还要面对浩罕、布哈拉等中亚政治力量。那里并非无人之地，更不是可以任意掠取的空旷草原。
更关键的是，西征无法带来稳定的粮源和人口。中亚许多地区以绿洲农业和城镇贸易为基础，游牧军队可以迅速击败某个部落，却很难长期控制分散的城镇、关隘与灌溉系统。准噶尔军队擅长机动作战，但维持远距离占领，需要粮秣、驻军和行政力量，这些都不是单靠战马能够解决的。
俄罗斯的压力也在西北方向不断增加。十七世纪以来，俄罗斯势力越过乌拉尔山，向西伯利亚和额尔齐斯河流域推进，沿河设立据点。准噶尔人与俄罗斯并非没有交战能力，但双方争夺的是边界、商路和部落归属。一旦准噶尔大举西进，俄罗斯很可能从北面压来，形成侧翼威胁。
哈萨克各部的态度，同样不能忽略。准噶尔与哈萨克之间有长期战争，双方争夺牧场和水源，冲突在十七世纪末至十八世纪前期尤其激烈。可是哈萨克并非一个高度统一的国家，各部首领可以在不同强权之间周旋。准噶尔若把主力投入西亚，哈萨克可能在后方反击，俄罗斯也会借机扩大影响。
这就形成了一个棘手局面。向西打，背后要防清朝，北面要防俄罗斯，侧后还要压制哈萨克；向东打，虽然会遭遇清军，却可以把兵力集中在漠北和河套方向。对一个人口有限、资源依赖牧业的汗国来说，集中力量打一场战争，远比四面出击更现实。
噶尔丹并不是看不见清朝的实力。1690年乌兰布通之战后，准噶尔军虽曾给清军造成压力，但清朝可以持续调集兵力、粮饷和火器。1696年昭莫多之战，清军又重创噶尔丹部。噶尔丹在蒙古高原上的进攻由此受挫，次年病逝于科布多一带。
不过，准噶尔与清朝的较量并未因噶尔丹去世而结束。准噶尔内部的继承纷争，使汗国逐渐失去统一指挥。清朝则利用准噶尔贵族之间的矛盾，于1755年出兵伊犁，随后当地局势反复，战争延续到1758年前后，准噶尔汗国最终覆亡。
因此，所谓“没有西征西亚”，并不是准噶尔人缺少野心，而是西进的收益难以抵消风险。清朝、俄罗斯、哈萨克诸部，恰好从不同方向压缩了准噶尔的战略空间。东进是主动争夺蒙古高原主导权，西进却可能同时触发多方围堵。准噶尔选择向东火拼，正是当时力量格局下的一次现实判断，只是这场判断最终败给了清朝更雄厚的动员能力，以及准噶尔自身无法化解的内部裂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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