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台湾培养不出诺奖获得者

【留美学子】第389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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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屹视线】教育·人文·名家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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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台湾培养不出诺贝尔奖获得者？“勇者箴言”

一位七十岁的老人，站在台积电文教基金会的讲台上，开口第一句话不是感谢，而是一张“免责卡”。

他是陈健邦，台积电（TSMC）的第9号员工、前台积电副总经理、台积电文教基金会董事。

他说，戴森——那个没拿到博士学位却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一待六十年的物理学家——有一张“可以向任何人、任何权威提出挑战”的免责卡。

今天，他也要向在座的老师们讨一张。

因为接下来要讲的话，不好听。

这个人叫陈健邦。他讲的题目，看起来是数学与诺贝尔奖，其实讲的是一个岛屿几十年来最不敢照的一面镜子。

从菲尔兹奖说起，说穿的是虚荣

演讲的引子很轻巧：中国的王虹、邓煜刚拿了菲尔兹奖，台湾这边教育部门也宣布要把“高等研究院”和“科学实验高中”设在台大。

于是有人把“菲尔兹奖”和“蜘蛛”放在一起搜索，跳出一位法国数学家塞德里克·维拉尼。他讲过一段广为流传的话：法国到处是用数学家命名的街道，他自己大学时代看了一千多部电影，成天泡在拉丁区的电影院里。

这个故事台湾人太熟悉了，熟悉到几乎是一种条件反射——马上有人会说：“这台大也能做到啊！”把校园里没名字的巷子，全部用历届诺贝尔奖得主的名字命名；至于看电影，现在打开电脑，一万部也看得到。

陈健邦没有顺着这个思路往下走。他问的是另一个问题：这样真的能培养出诺贝尔奖得主吗？

这才是整场演讲最锋利的地方——他拒绝用“形式上的模仿”来回答一个“结构性的匮乏”。街道命名解决不了问题，看再多电影也解决不了问题，因为问题从来不在表面。

连一个院长都找不出来

他给出的第一个判断，几乎是当头一棒：台湾办不出真正的高等研究院，因为“我们连院长都找不出来”。

他举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例子。奥本海默接掌那里的时候，第一位请来的访问学者，不是物理学家，而是诗人艾略特。

艾略特到普林斯顿一个半月后，就拿到了诺贝尔文学奖。

而奥本海默自己，用了整整九年，才在杨振宁身上等来一座真正属于这个研究院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在那之前，外界一直嘲讽这地方不过是给爱因斯坦这些“过时老头子”养老的场所。

陈健邦的追问是：如果由你来当院长，你敢不敢请诗人、历史学家、哲学家来做访问学者？台湾找得出这样的人物和这样的胆识吗？他甚至直接点名：找现任或卸任的顶尖大学校长来当院长，恐怕都不管用，真正能担此重任的，得是林怀民、清华黄一农这类“风格独特、格局不同”的人。

这句话的分量不在于点名谁，而在于他划出的那条线——学术与思想上，你必须敢跟别人不一样，否则根本没有希望。

一所改错了名字的高中

第二个例子更接地气，也更刺人：“台湾科学实验高中”这个名字。

陈健邦说，这名字在AI时代显得毫无想象力，不如干脆改叫“辉达高中”，请黄仁勋赞助一百亿——反正这些学生将来有一半要投身AI领域，这笔钱该由产业界出。

这段话听着像调侃，其实是在质问一种普遍的惰性：我们在给下一代最重要的教育机构命名时，用的仍然是最安全、最没有想象力的官样词汇。一个连名字都不敢有个性的机构，怎么可能培养出敢跟世界不一样的人？

他紧接着抛出一个更扎心的历史事实：1973年，日本物理学家江崎玲于奈拿了诺贝尔奖后回国，与汤川秀树见面时，有人问：为什么日本仅有的三位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汤川秀树、朝永振一郎、江崎玲于奈——全部出自同一所高中，京都三高？而且他们都不是东京人。

陈健邦顺势推了一句大实话：东京人都拿不到，台北人大概也拿不到。所以别把所有希望和资源都押在台大身上。

五年五百亿，然后呢

如果说前面的例子还带着几分幽默，接下来这段就是彻底的直球。

二十年前，台湾推动“迈向顶尖大学计划”，五年砸下五百亿，专家学者们煞有介事地设定了“标竿学校”：台大对标墨尔本大学，清华对标加州大学尔湾分校，成大对标名古屋大学。

五年过去，钱花完了，又接着推第二轮计划。陈健邦的问题是：今天你去问台大、清华的教授，当年到底拿哪所学校当标竿，99%的人早就忘得一干二净。

他甚至放话，谁能找出一个还记得答案的教授，他个人愿意奖励一万块。

这不是一句俏皮话，这是他对整个体制最重的一记批评：口号喊得震天响，事后忘得一干二净，这是一种不负责任，和某些政客的“政治失忆症”没有本质区别。做学问如果不能动真格，就毫无意义。

名古屋给出的答案

演讲讲到这里，才真正抵达核心——为什么偏偏是名古屋大学。

陈健邦提到，2005年他曾就此请教过李远哲。李远哲说，成大当年敢拿名古屋大学当标竿，其实很有志气，因为名古屋大学的校园腹地比台大、成大都小。

那一年，名古屋大学只有一位诺贝尔奖得主；如今，已经有八位。

他抛出一个问题留给台下：成大现在还敢不敢再说一次，我们以名古屋大学为标竿？

名古屋大学没有八股校训，但他们的《学术宪章》里有一句核心精神：“培育具有勇气的知识人。”

这句话，陈健邦重复了两次。他问台下所有人：台湾的大学里，有哪位老师曾经告诉学生——我们的教育目标，是把你培养成一个有勇气的知识人？

没有人答得上来，这才是全场最安静的一刻。

战后废墟里长出来的野性

最后一个故事，是关于名古屋学派为什么能崛起。

有人问名古屋大学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益川敏英：名古屋大学建校比台大的前身台北帝国大学还晚，为什么能一路追上东大、京大？

益川敏英的回答，几乎是这篇演讲的题眼：二战结束时，名古屋大学几乎一片废墟和空白。这里没有东大、京大那么多资深教授和学阀长辈对你指手画脚。没有包袱，年轻人自己当家，无法无天，大胆尝试，走出自己的路——正是这种自由、甚至带点叛逆的野性，孕育出了后来的名古屋学派。

陈健邦讲到这里，语气变得郑重。他说自己今年已过七十，这或许是他最后一次代表台积电文教基金会站上这个讲台，他不过是想给在座的人一点刺激和思考。

他引了名古屋学派创始人坂田昌一的一句话——“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把自己讲的这些，坦然承认只是“一家之言、一种偏见”，欢迎大家从中激荡出不同的观点。

一个七十岁人的托付

演讲的结尾，他把话直接留给了年轻人：如果将来进了那所新设的实验高中，一定要有勇气要求学校把那个毫无生气的校名改掉，不然宁可不去念。

这不是一句煽情的口号。

它是这场演讲从头到尾的逻辑闭环——他反对的从来不是“命名”这件小事本身，而是命名背后那种不敢与众不同、不敢挑战权威、不敢动真格的集体惯性。街道可以用诺贝尔奖得主命名，高中可以叫“科学实验高中”，五年五百亿的标竿可以设定得漂漂亮亮，可如果骨子里没有那份“有勇气的知识人”的精神，一切都只是喊喊口号，事后忘得一干二净。

陈健邦这场演讲，讲的表面是教育和诺贝尔奖，讲的其实是一种久违的姿态——年过七十，仍然愿意在体制最核心的场合，讨一张“免责卡”，然后把最不中听的话，一句一句讲完。

这大概就是他自己一直在追问的那种人：

一个有勇气的知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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