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客》丨关于我买不起房这件事

On Not Being a Homeowner

代际财富塑造着我们的未来与友谊，无论我们是否愿意谈论它。

作者：Anna Holmes

2026年9月12日

摄影：Todd Hido

2014年，也就是我母亲去世的十年前，我帮她整理了位于加利福尼亚州戴维斯市巴哈大道上那间车库里的东西。那里简直是一座宝库，堆满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儿童读物和洋娃娃。我还发现了一个装满费雪玩具的纸箱：一座谷仓、一所校舍、一座城堡、一栋人字形小木屋，以及一幢纽约的褐砂石住宅。其中最后一套，是《芝麻街》“小小人物”系列的一部分，里面还配有厄尼、伯特、大鸟，以及那只从垃圾桶盖下探出头来、一脸不高兴的奥斯卡臭脾气先生的迷你人偶。

我妈妈想把那些玩具扔掉，可我却怎么也不肯。我至今仍记得，在林多广场那栋白色灰泥、四居室的房子里——离我家不过几分钟路程——客厅铺着金黄色的地毯，我曾多么开心地玩着这些玩具。我常常盘腿坐在一片阳光里，和那些“小人儿”们一起上演一幕幕故事。有时，谷仓里的农夫或动物小雕像也会跑到医院来；偶尔，邮递员还会在马戏团里露个脸。不过大多数时候，还是欧尼和伯特在前廊上悠闲地享用一顿丰盛的猪排配豌豆，或是惬意地晒着太阳。

我们于1979年搬进了林多街那栋房子，那时我七岁，在那里住了将近八年，直到父母分居。随后，我和妈妈、妹妹搬到了巴哈街的那栋房子里——那儿的卧室小得多，后院里还有一只发霉的老式热水浴缸。离开林多时，我哭了，因为我太喜欢那间宽敞的卧室了，那只叫唐尼的小猫就是我在那里养大的；我也舍不得那间朝南、阳光充足的客厅，我曾躺在地板上玩耍，还在那里练习钢琴。我还哭，是因为我们的两只狗都埋在院子里，我实在不愿把它们留在那里。我想，比起父母婚姻的破裂，我为那栋房子流下的眼泪更多。

如今，妈妈正打算卖掉巴哈。她年纪大了，打算搬到一英里外的一处出租房居住。对于这次搬家，我既难过——就像当年离开林多公寓时一样——又有些害怕。巴哈可是妈妈最大的家当，甚至可以说是她仅剩的全部家当，除了那辆白色的本田雅阁之外；而她靠卖房得来的钱才能维持生计。她做了近四十年的房地产经纪人，也该退休了。不过，在她看来，所谓退休，并不意味着环游世界或去看场戏，而是要能买得起吃喝、付得起房租、交得起车险，还有猫粮、书本和有线电视的费用。每逢节日，妈妈总会给我开一张百元支票，可我却很少兑现。毕竟，她比我要更需要这笔钱。

倒也不是说我很有钱。那时没有，现在也没有。自从还清了大学贷款，我已经好多年不再过着月光族的生活了。可我依然没有存款。还有一样我没有的：房产。没错，在我成年后的大部分时光都待过的纽约，以及我现在居住的洛杉矶，都有不少人租房——这两座城市的住房自有率在全国都处于最低之列——但在我的圈子里，也就是那些以媒体为业的中等收入人群当中，越来越多的人买下了公寓，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连整栋褐砂石建筑都买了下来。他们拥有了属于自己的“芝麻街”。

对此，我心中五味杂陈，而其中正面的情绪寥寥无几。在我的社交圈和职业圈里，拥有住房的现象如此普遍，有时甚至让我感到困惑，因为我清楚这些人赚了多少钱、又把钱花在哪儿。（他们花钱的方式跟我一样：餐厅、旅行和娱乐。）我的朋友们——那些与我同龄的人——根本不可能攒得出一百万美元公寓的首付款。可偏偏事实就是如此。这便是所谓的“世代财富”；他们在父母或祖父母的帮助下购置的两居室或三居室住宅，日后必定会升值，继而被卖掉，换购更大、更舒适的居所，再往后，说不定还会添置度假别墅。而这也正是我的朋友们——他们实实在在的“家产”——与我的人生轨迹截然分道扬镳之处。

我父母买下的第一所房子——也是我和妹妹出生时他们居住的那栋——是戴维斯市西郊一栋双拼住宅的一半。他们对这所房子寄予厚望。他们相信，这是一项能左右自己与子女未来经济状况的投资。然而，他们差点就没能买到这栋房子。我的父亲是一名光荣退伍的陆军老兵，1975年通过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申请住房贷款，却收到一封回信，称退伍军人事务部决定不予批准。需要一提的是，我的父亲是黑人。于是，他和那栋双拼住宅的建筑商驱车南下，前往旧金山，去见那位写下那封拒绝信的贷款经办人。据父亲近日回忆，那位经办人找出了种种理由，表示她觉得不便批准这笔贷款：“您明白吗？您还得再添置一台冰箱呢。洗衣机和烘干机呢？窗帘之类的遮蔽物又怎么办？”

父亲讲述这段往事时语气平淡，可他的声音却时不时抬高，我的声音也随之升高。他说，关于窗帘的事，那位贷款经办人一直追问不休，直到他解释说，自己会请一位在本地国会议员手下工作的朋友帮忙把把关、给点意见。对方的态度顿时变了，脸上浮现出一丝紧张的笑意。其实，父亲根本没来得及给那位朋友打电话。一周后，又有一封信寄到了家里，信中告知他，贷款已经获批。

拥有住房是美国梦的一部分，我的父母都曾努力帮助他人实现这一梦想。父亲曾积极倡导戴维斯市制定土地利用政策，以推动更多经济适用房的建设。当时，住房均价高得离谱，以至于在戴维斯从事蓝领和服务业工作的居民不得不搬到周边的小城镇，或是邻近的萨克拉门托县居住。上世纪七十年代，那些自诩为自由派的城市政府领导人也乐于维持这种局面，不断警告无序的住宅开发可能带来的种种风险。1980年，戴维斯的人口构成以白人为主，黑人、拉丁裔和亚裔居民寥寥无几。我从小就清楚地意识到，我们的家庭与众不同。父母是一对混血夫妇，而由于我们属于中下阶层，许多其他家庭拥有的东西，比如微波炉、彩色电视机，甚至去太浩湖滑雪的旅行，我们却一概没有。

我十几岁的时候，母亲——在我童年大部分时光里教过初中历史和打字——开始考取房地产经纪人执照。她对房屋和建筑很感兴趣，又恰逢八十年代中期经济繁荣期，作为一位刚离婚的单亲妈妈，她觉得这或许是个赚更多钱的好机会。事实证明，房地产这行确实比教孩子们背打字机键盘布局来得更赚钱，但毕竟它是按佣金计酬的，因此有些月份的收入就难免捉襟见肘。更何况，母亲并非天生的销售高手——她既不擅长社交，也谈不上咄咄逼人或心狠手辣——所以那些在萨克拉门托地区逐渐涌现的五十万美元以上的优质房源，她往往很难拿到手。结果就是，她的业绩只能算过得去，谈不上出色，也就勉强算“还行”吧。

我妈妈很少谈起她的工作，除非是在等着支票到账时流露出几分焦虑，或是想打听自己是否拿到了房源委托。我也并不太关心这些事，大概是因为我明白，我们家的整体经济状况常常很紧张，而母亲有时甚至会从房屋净值里拿出钱来应付账单。我并不想再知道更多了。

在纽约的头十年里——先是读大学，后来独自生活——我一直和室友同住。可到了二十七岁，我赚的钱已经足以在皇后区一个新兴街区——长岛城——租下属于自己的单间公寓。我买了人生中的第一张沙发、第一张书桌，还有一张不是榻榻米式的床。我把画挂在墙上，好像还养过一盆绿植。我在那里写了一本书，处理着一段段感情，有时甚至还会自己做几顿像样的饭菜。

2008年，在我的工作室里待了八年之后，我结婚了。丈夫的经济状况比我好一些，但并不算富裕，他的家人也是如此。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租下了工作室附近一套1200平方英尺（约111平方米）的公寓。我们每月支付3200美元的房租，租下了我们俩住过的最好的公寓：两间卧室、两间浴室、一个（共用的）屋顶露台，而且和我的工作室一样，朝南。亲朋好友都来我们家做客，我满心自豪地向他们展示我们的新居。

我们最终离婚了。2015年，我在布鲁克林的科布尔山租了一套五楼的单卧室公寓，月租三千美元，没有电梯。那一年，我将相当一部分可支配收入花在了与朋友们的一次苏格兰夏日之旅上——其中一位朋友有幸使用她家族位于内赫布里底群岛某座岛上的祖传猎舍。那处宅院里一共住了十个人。白天，我们在岛上众多湖泊之巅徒步远足；夜晚，则围坐在一张硕大的木质餐桌旁，品尝美食、畅饮美酒——正如你所料，以苏格兰威士忌为主。

那杯苏格兰威士忌让我有些闹起了小脾气。我怎么也摆脱不了自己仿佛在扮演一个经济宽裕、早已羽翼丰满的成年人那样的感觉。首先，我才刚离婚不久，而且连套像样的公寓都没有，这可跟餐桌旁绝大多数人的情况大相径庭。有一对四十出头的夫妻，开始没完没了地抱怨他们在曼哈顿市中心一栋高层公寓里的装修工程一再拖延。其他客人也纷纷诉说起自己的“惨痛经历”：装修要么拖得久，要么超支——原因无非是某种炙手可热的欧洲瓷砖一时买不到，结果每块都比预想的贵得多。到了后来，我干脆翻了个白眼，还忍不住重重叹了口气。我知道这样很失礼，可大家忙着夸赞地暖地板有多舒服，根本没人注意到。

我身边的许多同龄人对拥有住房这件事，总带着几分“假装”的意味，这让我一直觉得不太舒服。这也是我常常避而不读《纽约时报》周日房地产版的原因之一——到了二十一世纪十年代中期，那一版似乎成了一种残酷的挑衅。尤其是那篇名为“寻房记”的专栏，它追踪那些购房者——往往都是首次置业者——在权衡该把家安在哪里、又该把钱投向何处时的种种纠结。这些买家既不是华尔街的金融大鳄，也不是精明的科技投资人，而是些受过文科教育、拿着中产阶级薪水的“普通人”：教师、非营利组织的主管、图书出版公司的编辑。可即便如此，他们还是买下了布鲁克林中心地带那些刚翻修过的砖砌公寓楼里的合作社，或是上东区北部边缘的房产。

我之所以对“寻房记”心生不满，绝不仅仅是因为嫉妒——尽管这显然也是原因之一。更令我沮丧的是，这篇专栏始终不肯直面其报道对象所处的经济现实。它的种种回避让我联想到该报周日“Style”版的婚礼启事：那些年轻的新娘，往往“直到不久前”还只是私立学校的教师或初级公关人员，后来才嫁给了收入更高的男士。近年来，“寻房记”专栏在谈及购房者获得外界援助一事时，态度已显得更为坦率。这固然令人耳目一新，却也再次印证了我在代际财富与房地产问题上的观点：调查显示，超过半数的千禧一代以及逾四分之三的Z世代购房者，在购房过程中都得到了家人的资助。

很难听那些有房的人抱怨自己钱太少。有个朋友总爱为钱发牢骚，可她却在西海岸有一套四居室，在新英格兰还有一栋度假屋。另一位朋友住在纽约的联排别墅里，还配着一间保姆或亲戚住的公寓，可她的财务哀叹也丝毫打动不了我。像这样的事真让我想大喊一声：有点自知之明好不好！看看周围这气氛啊！有一次，一位朋友告诉我，她父母要帮她再买一套房子，我就直截了当地说，能动用那样的资金，确实挺不错的。她很识趣地承认了这一点，我们也就没再纠结下去。

我爸爸自己也没有房产，却总爱给我们发一些北加州各地的房地产信息链接。他会在旧金山——我妹妹以前住过的地方——、伯克利——他一直想搬去住的地方——以及戴维斯——他现在就住在那里——等地，找到并分享待售公寓的房源信息。这些房子不少都带有他喜欢的西班牙风格建筑，或者有着漂亮的装饰细节，比如天花板上的花线饰、陶土地板等。不过，大多数房源价格都很高，尽管我们一再请他别把这类信息发给我们，他还是照发不误。“这真的让人很沮丧，”我妹妹说，“我根本不想去看那些我们根本买不起的房子。”

我想，梦见那些我们买不起的房子，无异于白费力气。这也正是我每次到小镇上逛房地产中介时，从不凑近橱窗的原因之一。去参加开放看房，“只是看看外面都有些什么”，也丝毫提不起我的兴趣——除非有一次，一位身家数千万的熟人带着我和一群朋友，参观了索诺玛县一处超大豪宅。即便如此，我还是忍不住想：父亲在翻看房产信息时，是不是真的道出了什么道理？也许，只要我开始想象自己拥有房产——我或许就会渐渐过上不一样的生活。又或者，要是我不再每年夏天都去缅因州待上一周，或者晚饭只吃豆子和米饭，也许就能拥有一两间属于自己的房间了。

眼下，我在洛杉矶租住着一套两居室的复式公寓，地处银湖与洛斯费利兹交界处——这两个街区以美食云集、街巷蜿蜒起伏而闻名。很难想象自己有一天能在这里买房——这里的房价动辄数百万美元——但我却深深喜爱这片居所。我离大多数朋友很近，也邻近格里菲斯公园，常去那里徒步；我的公寓采光极佳。时常有蜂鸟飞来喂食器旁，还有雄鹰在天空中盘旋。

有什么不让人喜爱的呢？其实，对于我那些看似不可或缺的消费——房子、假期，还有每周一两次的外出就餐——我也可以说同样的话。要我放弃其中任何一项，都难上加难。

如果母亲能够享有拥有住房的特权，而不必总是拿她唯一拥有的那处房产去抵押借款，那么她的人生又会是怎样的呢？也许她就不必搬进一间面积更小、也失去了她在巴哈那栋房子所历经艰辛才换来的那份独特魅力的居所。也许她还能多攒些钱，以应付她最终不得不入住的那家养老院高昂的费用——而这份负担，我也渐渐地不得不分担起来。

事实是，近年来，尽管我的事业蒸蒸日上，我购房的经济能力却在不断下降。也许这是我的错，也许不是。或许，这正是我家世代“现金与房产双匮乏”这一长期宿命的一部分：美国黑人的住房拥有率约为44%，比白人低了大约30个百分点。所谓代际财富？当最初连一点家底都谈不上时，“将财富传递下去”这样的理念又何从谈起呢？

2024年，我妹妹发短信告诉我，那栋位于巴哈的房子里要出售了。“真希望我们能买下它，”她说。其实我也这么想，尽管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妹妹正打算搬回戴维斯，照顾我们已年迈的父亲，而我却没打算回去。我甚至想过给负责这处房源的房地产经纪人发封邮件，看看下次北上时能不能约个看房。我会不会因为现任业主对房子的种种改动而心生不快？我会不会告诉经纪人，自己曾经住在这里？我会不会解释，拥有过去的一部分，正是我对安稳未来的一种幻想？我又会不会对她说：“嘿，你知道吗，人总该有点梦想啊？”

在巴哈，妈妈终于有了重新开始的机会，把一间房子真正变成了家。三十年间，她一点点拔掉杂草，在前院种下柔软的地被植物；每逢冬日假期，她还会摆上一只会动的仿真鹿，那鹿缓缓地上下点头，仿佛在啃食青草。她还给房子外墙重新刷了漆，并在两间小卧室——包括我那间——换上了新窗，而我就是在那儿度过了大半段青春岁月，一边听着U2的歌，一边想着那些男孩。浴室里装上了天窗，客厅里也终于添置了一座燃气壁炉。后院经过一番精心设计，铺上了一片草坪，又点缀了几丛灌木。我记得妈妈常常坐在户外，坐在一张带软垫的藤椅里读书，身旁是一道爬满藤蔓的花架。尽管在经济上没能从巴哈得到什么回报，可那份因把事情做得妥帖而生的满足感，却让她倍感欣慰。

作者：Anna Holmes是一位居住在洛杉矶的作家和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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