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双重特殊身份！郑洞国兼具国共渊源，为人厚道而众人相助

长春已经弹尽粮绝，被围困的国民党部队已经走到了绝路。
当部下推开长春中央银行大楼厚重的铁门时，郑洞国正躺在床上摸索他那支手枪，然而这支手枪的弹匣刚被自己的副官悄悄卸走，他翻来覆去就是找不到。
在门外，东北野战军官兵已经等了很久，没有开炮，就那么守着。

郑洞国后来在回忆录《我的戎马生涯》里承认，那一刻他既愤怒又茫然。他是被自己人“架”出来的，连半推半就都算不上。
然而就是这样一次看起来相当不体面的，勉强称之为起义的行动，后来成为郑洞国区别于很多自己同僚的重要基础。
长春被围的日与夜，对于郑洞国来说，夜夜难熬。
古人有语：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有口皆碑
当时的郑洞国是东北剿总副司令，然而他这个副司令在长春城中已然成为了一个棋子。
在东北范围内，长春城可以说是最早成为我军握在手里，调国民党部队的诱饵。
当时的长春城是一种什么情况呢？如果东北野战军强行攻城，其实也能拿下来。但是由于此时城中有两支生力军，国民党第 60 军和新七军。这两支部队其实战斗力都是相当不俗的，如果东野强行进攻，这两支部队拼死反抗，必然会造成不小的伤亡。
而此时围长春而不攻，一方面可以磨掉第 60 军和第 7 军的战斗意志和战斗力，另一方面也可以将它作为一个诱饵，逼迫沈阳方面出兵救援长春，从而施展我军最为擅长的围点打援战术。

后来延安方面真知灼见，明确指出，长春要围，锦州也要打。
此时虽然东野方面也在担心，一旦自己围困长春，同时进攻锦州，沈阳之敌，万一真是拼死救援，自己恐怕也有些吃力。
然而实际上，东野的担心虽有道理，但是从宏观上讲，未免有些小看自己，高估敌人了。
当时的东北剿总司令卫立煌根本不愿意贸然出兵，只想在沈阳城中保存实力，在尽可能的保持自己所控制的地域范围，和东野形成一定的僵持局面，争取等到时局大变之时。
而此时的郑洞国正像一颗摇摇欲坠的钉子一样，在长春孤立无援。

国民党方面其实也并没有忘掉郑洞国和这两支部队，于是他们采取了一种无奈办法，那就是让空军往长春的国民党阵地方向空投物资。
由于我军潜伏人员的杰出贡献，导致国民党部队在空投时，很多重要物资都投到了我军阵地，甚至百姓手中，反而颇为极其需要物资的第 60 军和新七军并没有捞到多少东西，而这两支部队还为了这些少的可怜的物资大打出手，险些发生更大规模的冲突。
此时，国民党第 60 军和新七军已然到达了忍受的最后底线，距离崩溃只差一步。
正所谓患难之中最见人性，第 60 军和第 7 军都面临着弹尽粮绝的危险，面对少的可怜的国民党空投物资，自然是紧着自己人来，所以新七军所以得到的物资远远胜过第 60 军。
第 60 军虽然是滇军部队，但是人家在抗日战争期间也是立下过汗马功劳，禹王山一战更是声名大噪。如今这时候，在患难之际，国民党方面还在搞这种嫡系、杂牌的区别，着实让人心寒。

对于第 60 军来说，穷则思变，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与其在长春陪着国民党部队走向灭亡，不如迷途知返。于是，在张冲等老 60 军前辈的积极奔走工作之下，曾泽生将军最终决定带领 60 军的兄弟们走向光明。
曾泽生将军在走之前给郑洞国送了一封信，劝他一起奔向康庄大道。
对于这封信，郑洞国收下了，但是他也没有过度声张，留下的只有沉默。
近代史的著名历史学者黄仁宇曾经给郑洞国当过副官，而他后来对郑洞国有过评价，他认为郑洞国的长处就在于坚韧不拔，在中国将领中一直以谦逊而知名。
郑洞国与王尔琢
而对于郑洞国来说，他实际上在双方阵营都有着非同寻常的影响力。
他一方面是黄埔出身的著名将领，曾经作为黄埔军校政治教官的周恩来，对于郑洞国等早期的黄埔将领感情格外深厚。
而另一方面，他的妹妹郑凤翠嫁给了同为黄埔一期的同学王尔琢。
而这个王尔琢则是在红军发展历史上相当重要的一个人物。
从黄埔军校出来之后，王尔琢后来跟着朱德、毛泽东上了井冈山，当了红四军参谋长兼二十八团团长。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可以说当时的王尔琢可是真正手握原始股的牛人啊。

当时红四军一共就几个团，二十八团是主力中的主力。
如果正常来说，王尔琢日后必将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如果放到 1755 年授衔，估计也是大将起步，弄不好还能成为元帅。
只可惜在英雄早逝。
1928年8月，二十八团二营营长袁崇全胁迫部队叛逃。王尔琢判断大部分士兵是被胁迫，于是带着警卫排追到江西崇义思顺圩，喊话劝士兵归队。
被裹挟的官兵陆续回来，但叛徒袁崇全突然开枪击中王尔琢胸部，他当场牺牲，年仅25岁。
对于王尔琢的牺牲，毛泽东拟挽联时写的是“一哭尔琢，二哭尔琢，尔琢今已矣，留却重任谁承受？”
一句“留却重任谁承受”，背后是说不尽的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