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
王虹和汤家凤，两个数学博士。
一个叫王虹，34岁，广西桂林人。2026年拿下菲尔兹奖，成为首位中国籍女性得主，她在清华开讲座，先用英文征求全场意见：“可以用英文讲课吗？”在场同学回答“Yes!”。她在北大连开三天讲座讲三维挂谷猜想的证明，韦东奕坐在下面听。她生活在英文和法文之间，学术语言就是她的工作语言。
另一个叫汤家凤，南京大学数学博士，考研数学辅导名师，最近他在社交媒体上公开呼吁“取消英语作为核心课程的地位”，理由是学生耗费太多时间学英语，绝大多数人工作后用不上，最后补了一句——“中国人崇洋媚外的历史该结束了”。
两个人都顶着“数学博士”这四个字，但你把他们摆在一起看，差距不是一点半点。
先说王虹用英文讲课这件事，网上有人骂她“拿了菲尔兹奖就不能说中文了”，但事实是什么呢？她在清华讲座前专门征求了在场听众意见，在北大讲座时主动搭配中文讲解，和国内学子交流全程普通话。为什么用英文？前沿数学很多专业概念没有精准中文翻译，为了保证证明逻辑严谨，英文是学术界的通用工具。更不用说国际数学联盟规定所有获奖者统一用英文接受全球媒体采访，这是规则，不是个人选择。
王虹把英文当工具，用得理直气壮，她没有因为“我是中国人”就拒绝用英文做学术交流，也没有因为用了英文就觉得对不起谁。她知道自己的根在哪，也知道自己要在哪个坐标系里竞争。
汤家凤的问题恰恰相反，他把工具当成了敌人。“从小学到大学，我们的孩子、家长、学校把多少资源、多少时间放在绝大多数人工作之后八竿子打不着的课程上”——这话听着挺有道理。问题在于，他说的“绝大多数人用不上”，恰恰是因为绝大多数人没有学到能用的程度。中国英语教育的真正问题不是“学了没用”，而是“没学会怎么用”。把教学方法的失败，归结为这门语言本身不该学，这是偷换概念。
更值得琢磨的是他那句“崇洋媚外的历史该结束了”，学英语和崇洋媚外有什么关系？一个中国人和一个巴西人谈生意，一个日本人和一个德国人交流技术，双方选择英语，未必是谁崇洋媚外，只是需要一种彼此都能使用的语言。汤家凤把一门语言工具强行绑上民族主义的标签，这不像是一个数学博士该有的逻辑推演能力，倒像是一个流量博主该有的煽动技巧。
有个评论说得很直白：汤家凤“是一个很擅长于抓热点、抓风头、抓流量的人”，他的考研数学课程B站售价999元起，200节左右的课时，61万+的播放量，再加上几乎考研人手一本的《接力题典1800》，商业基本盘摆在那里，流量对他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
而王虹呢？她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做博士后，在纽约大学柯朗数学科学研究所当副教授，用127页的论文证明了困扰数学界上百年的三维挂谷猜想，她没有开考研培训班，没有在社交媒体上怼人引流，没有把“数学博士”四个字当成收割注意力的招牌。
胡锡进骂汤家凤是“蠢货”，措辞过激，但他说对了一件事：弱化英语将剥夺普通家庭孩子向上流动的机会，一旦英语退出主科，公立学校的课时必然压缩、师资边缘化，普通人家孩子连系统学习的机会都可能被剥夺。而富裕家庭照样能靠私教让孩子学好英语。汤家凤嘴上说的是“减负”，实际效果可能是把学习的责任和成本从学校转回家庭，让阶层差距在下一代身上进一步固化。
一个数学博士，拿自己最熟悉的学术语言当靶子打，替一群可能因此失去上升通道的孩子喊“减负”，这笔账怎么算都不太对。当然，不是说英语教育没有问题，学了很多年开不了口、背了一轮又一轮单词还是读不懂外刊，这些都是真问题。但真问题的解法是改教学，不是砍课程，就像一个数学博士解不出题，应该去翻文献、找方法，而不是把题目本身撕了。
王虹和汤家凤之间的差距，归根结底不是学历的差距，甚至不是智商的差距，是路径的差距，是良心的差距。一个人选择在学术共同体的规则里往上走，用英文讲课、用法文交流，把工具用到极致，另一个人选择在流量池里往下沉，用母语煽动情绪，把工具污名化。
都是数学博士，一个用工具丈量世界，一个用工具丈量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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