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贵耕：周文强天价财商课的欺诈与诈骗之辩

据河南商报日前报道，网红财商导师周文强及其天价课程持续引发舆论热议，从 1 元低价引流课，层层升级到最高 68 万元的 “福布施” 顶配班，大量农村中老年学员掏空积蓄，甚至借贷付费，却难以获得宣称的致富效果，维权投诉不断。但围绕这套商业模式，舆论陷入巨大分歧：不少受害者直指这是一场精心设计的诈骗，而法律层面却难以直接定性刑事诈骗，欺诈与诈骗的边界之争，折射出整个财商培训灰色行业的治理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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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开周文强的商业链条，是一套成熟的心理围猎流水线。短视频矩阵输出逆袭、AI 暴富叙事，用 1 元体验课作为流量诱饵；通过企业微信将意向用户拉入社群，推销 2800 元 “汇播合伙人”，再向上推送数万元线下课程；四天封闭式线下会场才是大额成交的核心。学员入场先要上交手机，切断外界信息来源，在集体感恩、情绪渲染的氛围当中，不断推送 39.9 万导师班、68 万福布施等高阶课程。同时设置高额推荐返利，推荐成交返佣最高可达 50%，让付费学员转变为分销者，不断拉来身边亲友入局。南方周末卧底调查显示，线下会场近两千名学员当中，九成来自农村，以 60 后、70 后群体为主，这群人渴望改变生活，却缺乏信息辨别能力，极易被暴富叙事裹挟，有人刷爆信用卡、借网贷，投入数十万学费，最终只收获鸡汤话术与所谓 “开悟体验”，没有可落地的财商实操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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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具争议的地方在于，这套模式在道德层面饱受批判，刑事定罪却面临重重门槛，这也是欺诈和诈骗争论的核心所在。刑法意义上的诈骗罪，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具备非法占有目的，客观存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他人财物的完整证据链。周文强团队售卖课程，形式上签署了服务合同，提供演讲、社群等相应内容，尽管内容空洞、大量充斥 “业力、调频、开悟” 等玄学概念，但 “认知提升、思维开悟” 属于主观感受，服务效果没有统一量化标准。学员学完没能实现财富自由，机构可以将结果归因于学员 “悟性不足、业力未了”，把失败责任全部转嫁给消费者。受害者很难拿出过硬证据，证明机构自始至终就没有提供服务的主观诈骗故意，刑事诈骗因此难以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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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难以构成刑事诈骗，并不等于不存在民事层面的欺诈嫌疑。大量投诉指向课程宣传与实际交付严重脱节，打着 “AI 财商、短视频变现、财富自由” 旗号，课程内容却多是网络公开资料拼凑，缺少实操指导。利用封闭环境剥夺信息、群体情绪施压促使冲动消费，再搭配格式合同设置退费障碍，涉嫌虚假宣传、诱导消费等民事欺诈行为。同时其分销返利模式游走在法律灰色地带，团队甚至在课堂上公开宣讲 “三级以上才构成传销”，刻意将计酬层级控制在两级，以此规避传销刑事认定，把法律条文变成收割的保护伞。

财商培训赛道长期处于监管模糊地带，进一步放大这种法律定性上的矛盾。该行业兼具教育、金融双重属性，却不属于正规学历教育，也没有金融牌照，注册普通咨询公司即可开业，形成 “教育部门推给金融监管、金融部门归于知识付费、市场监管归为线上培训” 的监管空隙，全国财商相关企业已经突破 6000 家。学员遍布全国各地，企业注册地、实际经营地、消费者所在地相互分离，跨区域执法成本高昂；老年受害者搜集证据、维权诉讼的时间和金钱成本巨大，很多人蒙受损失之后只能选择自认倒霉。

AI 时代的到来，更撕开这类财商培训的底层漏洞。过去，财商课程贩卖信息差，普通人获取理财知识渠道有限；如今生成式 AI 广泛普及，家庭现金流分析、短视频运营、基础理财科普都可以免费获取。原本作为卖点的知识内容，已经不再稀缺，这类机构只能愈发依靠玄学话术、情绪煽动维持商业模式。AI 工具还可以转录现场录音、比对宣传承诺，过去封闭会场可以隔绝外界质疑，现在夸大宣传的话术更容易被固定为证据，倒逼行业露出真面目。

回望周文强事件，欺诈与诈骗的法律定性之争，不应当成为行业的挡箭牌。刑事上难以定罪，不代表虚假宣传、诱导消费的民事侵权可以放任。法律上 “不构成诈骗”，不等同于商业模式合乎道义。对比同类案件，“潜能大师” 杨涛鸣同样依靠封闭培训、情绪操控收割学员，最终被认定为诈骗罪判处重刑，二者底层逻辑高度相似，区别仅仅在于返利层级的设计。监管、平台、司法机关应当形成合力，补齐财商培训的监管短板，强化广告审核，建立跨部门联合甄别机制，对虚假宣传、变相诱导的机构加大行政处罚力度。

财富没有捷径，暴富神话大多是精心编织的幻象。法律或许存在证据与定性的客观门槛，但社会不能容忍利用普通人的焦虑与渴望，打着财商教育的幌子收割养老积蓄。厘清欺诈与诈骗的边界，不仅是个案的司法辨析，更是给整个知识付费行业敲响警钟：知识培训可以贩卖认知与情绪价值，但绝不能沦为收割弱势群体的工具。

作者黄贵耕，原资深法治新闻调查记者，曾任职于《人民法治》《法治日报》等多家新闻机构，现为专职执业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