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新中国成立以后，杨振宁长期旅居海外，七十年代中美关系逐步缓和，他成为较早回到国内访问的海外华裔科学家。此前几次回国，他曾经多次受到周恩来的接见，两个人有过多次长谈，话题涉及科学发展、人才培养，还有中美之间民间交往的诸多现实问题。在杨振宁的印象里面，周恩来思维敏捷，处理问题从容稳重，每一次会面都展现出极强的精力，他很难想象，这位频繁接待外宾、主持国家大小事务的总理，早已被重病缠身。
1972年5月18日，周恩来确诊膀胱癌，这个消息只有很小范围的医疗组和中央高层知晓，并没有对外公开详情。那个阶段国内局势错综复杂，方方面面大量工作压在国务院，很多关键的人事调整、老干部解放、外交事务，都离不开他从中周旋。确诊癌症之后，他没有停下手上的工作，依旧保持高强度运转。现存的工作记录显示，1974年上半年，他常常一天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不少日子甚至通宵办公，身体出现尿血的症状，就靠简单治疗、输血维持，依旧照常参加会议，接待一批又一批外宾。
外界绝大多数人，包括多次回国的杨振宁，并不清楚病情已经严重到这种地步。1974年杨振宁访华，那时候周恩来已经住院，没有办法亲自出面会见，那次接待他的换成其他中央领导，当时对外没有过多解释缘由，外人只能隐约察觉到总理身体欠佳，却不知道癌症已经在不断消耗他的生命。
时间来到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病逝，举国陷入悲痛。1976年4月，杨振宁第六次回到国内访问，这是总理去世之后他第一次回国。按照接待安排，他专程前往拜访邓颖超，之后再和华国锋会见。关于两人交谈的具体内容，没有公开档案完整留存。后世有流传的说法，谈及这次见面，杨振宁内心生出一个普通人的疑惑，如果已经身患重病，理应放下工作安心休养，为什么周恩来明明重病缠身，却始终没有卸下肩上的担子。需要客观说明，这一段提问没有原始谈话记录佐证，属于流传说法，仅能确定两人确实见面，并且聊到周恩来晚年带病工作的经历。
邓颖超亲身经历了周恩来全部最后的岁月，亲眼看着他一边忍受病痛折磨，一边拼命处理公务。结合邓颖超生前公开发表过的表述，当时国内现实处境复杂，大量关系国家走向的工作摆在那里，很多事务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接手，事情不能搁置。周恩来自己清楚剩下的时间有限，不少工作当下不去推动，往后局面会更加艰难。邓颖超曾经跟身边工作人员讲过他们夫妻的想法，活着就要完成未竟的事业，就要拼命做事。周恩来不是不懂休息，也不是不怕病痛，在他心中国家与人民的事情，要放在个人安危前面。
这次会面结束之后，杨振宁结束国内行程回到海外。后来他多次在不同场合提起周恩来，感慨这位总理身上超乎常人的担当。对于成长环境完全不一样的科学家而言，很难彻底理解这种将个人生命全部交付事业的选择，但是这次交谈，让他切实感受到老一辈革命者的精神。
周恩来离世之后，遵照他生前反复交代的遗愿，骨灰没有留存，全部撒向祖国的江河大地，不修建坟墓，不设立纪念碑，不给后人留下负担。一生鞠躬尽瘁，活着的时候拼命工作，离世之后也不谋求任何个人特殊待遇。
回望这段往事，不同的人看待这件事会产生不一样的感受。站在普通人视角，会惋惜伟人过度透支身体；放回那个动荡复杂的年代，能够看见一位领导人身处困局之中做出的取舍。个人健康得失，在他的认知里退居其次。历史无法重来，我们只能依靠留存档案、亲历者碎片化回忆，拼凑当年发生的一切，读懂那一代人的选择与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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