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黑板经济学”迷思 理论终须经受现实检验

当一本顶着诺奖光环的著作被发展中国家奉为“发展圣经”，当“照搬西方制度就能跻身发达国家”的论调被包装成普世真理，我们不得不追问：这套被捧上神坛的理论，究竟是国家崛起的良方，还是误导前路的陷阱？它凭借学术光环收获巨大政策影响力的同时，又给笃信它的国家带去了怎样难以承受的现实代价？9月7日播出的《这就是中国》节目现场，一位观众的提问直击西方主流发展叙事的核心病灶，也引出了一场关于理论与现实的深度思辨。

对此，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特邀研究员文一给出了斩钉截铁的判断：这本书的影响非常大，危害也同样极其巨大。他点破了这套理论最隐蔽的误导性：很多发展中国家完全跳过西方国家的殖民扩张史、工业化原始积累史，只截取西方制度的最终形态，便误以为只要原样复制，就能自动成为发达国家。可现实给出了最冰冷的答案：那些全盘照搬西方制度的发展中国家，几乎没有真正成功跨入发达梯队的案例。

他以乌克兰为例作出有力佐证：这个曾拥有雄厚工业家底、具备航母与大飞机研发制造能力的国家，在全面照搬西方制度后，完整的工业体系迅速崩塌，如今只能依赖出口西红柿、土豆等初级农产品支撑经济。从工业强国到农产品出口国的巨大落差，恰恰印证了这套脱离历史语境的理论，会给一个国家带来怎样的重创。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文一教授直言：如果真要谈“照搬西方”，发展中国家最该照搬的，恰恰是西方早年赖以完成原始积累的殖民制度——那或许反而还有“成功”的可能。而《国家为什么失败》刻意抽离了最关键的历史脉络，把“包容性制度”包装成发展的唯一标准答案，本质上是给后发国家画了一张永远无法兑现的制度大饼。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则从传播脉络补充了这套理论的起落轨迹：本书作者阿西莫格鲁与罗宾逊，早在2006年就出版了这部著作的前身《民主和专制的经济来源》，从经济学视角论证西方民主制度的起源与优越性；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这套制度叙事曾一度偃旗息鼓，可2011年“阿拉伯之春”的爆发，又让它重新焕发了“生命力”，被更多人当成了预判历史走向的万能公式。

但现实很快就击穿了这套理论的泡沫。文一教授指出，这套理论最大的硬伤，就是既无法准确预测现实，也无法合理解释现实。更值得警惕的是，当理论与现实出现根本矛盾时，它的信奉者不是去修正理论适配现实，反而试图扭曲、“修正现实”来迎合理论。他坦言，这一现象并非西方学界独有，不少在西方接受系统训练的中国经济学家，同样一次次被中国的发展现实打脸，却始终不肯跳出旧有的理论框架。

主持人何婕就此延伸道：当中国这样超大体量的国家，以生机勃勃的姿态走出了一条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任何想要“修正现实”的企图都注定徒劳。而阿西莫格鲁等学者后续的种种回应，不过是在自己既有的理论体系里反复拉扯、左右互搏，试图让矛盾的现实与旧有逻辑自洽。可对一个真正的学者而言，这种缝补式的修补，终究撑不起一套站不住脚的理论。

在文一教授看来，这是所有理论研究者都要面对的共同挑战：即便是严谨的自然科学，提出理论的初衷本是解释现象，一旦发现与现实相悖，要么果断放弃旧理论，要么进行根本性修补。而社会科学领域的范式转换远比自然科学艰难，正如科学哲学家库恩提出的“科学革命”：只有当反事实案例积累到足够多、社会整体认知氛围酝酿到足够程度，才会发生一次彻底的范式更替。在此之前，人们总会习惯性地用旧范式去套嵌全新的现实。

而对个体学者而言，否定自己毕生深耕的研究成果，本身就是一件极反人性、极需要勇气的事。之前节目中提到的弗朗西斯·福山就是最典型的样本：当年与张维为教授辩论时，他长期坚持自己的“历史终结论”，不肯承认其理论偏差；直到历经多年现实的冲击，才终于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在文一教授看来，如果阿西莫格鲁是一名秉持诚实态度的学者，或许终有一天，也会直面自己这套理论的根本缺陷。

编辑: 周雯飞

责编: 张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