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光明日报》一文引发全国讨论，汪东兴称：这犯了严重错误

1977年7月的一个深夜，南京一家医院的走廊里，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没有躺在病床旁休息，而是借着昏暗灯光，摊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和《毛泽东选集》，趴在凳子上写提纲。

妻子正在住院，他白天上班，晚上陪护。天气闷热，蚊虫不断，实在困了，就把两三张凳子拼在一起眯一会儿。醒来后继续思考：在判断一个理论是否正确时，究竟应当听从某种现成结论，还是回到现实的实践中去检验？

这不是普通的学术命题。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社会各界都在等待拨乱反正。但“两个凡是”的提出，使不少干部和知识分子陷入顾虑，许多问题不敢碰，许多事情不敢改。胡福明后来回忆，若不打破这种思想束缚，长期积累的冤假错案和现实困难就很难真正得到纠正。

他决定写一篇文章。

这个决定并不轻松。胡福明没有把写作计划告诉家人，担心文章一旦引发争议，家人受到牵连。医院走廊成了他的临时书房，一个星期后，妻子出院了，他的文章提纲也基本完成。随后，他又用了一个多月，写出初稿，题目最初叫《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稿件寄往北京后，四个月没有消息。胡福明一度以为文章已经石沉大海。直到1978年1月，《光明日报》理论部哲学组组长王强华寄来清样，事情才出现转机。

王强华的意思很明确：“文章要用，但还要修改，不能让人误解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

这句话看似谨慎，实则点出了文章面临的真正难题。它讨论的是哲学原则，触及的却是现实政治和思想路线。文章既要讲清实践标准，又不能被扣上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帽子。

稿件几经修改。1978年4月，胡福明到北京参加全国哲学讨论会，光明日报社总编辑杨西光将他请到报社，与编辑、理论工作者一起讨论。杨西光认为，这篇文章不能只放在哲学版，应当作为重要文章推出。

编辑们逐句推敲，文章又改了数稿，标题也增加了“唯一”二字，最终定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改动，使文章的论点更加鲜明，也让争论的焦点集中起来：理论不能脱离实践，任何结论都要接受现实检验。

1978年5月10日，文章先在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第60期发表。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刊登全文。当天，新华社播发稿件，随后全国多家报纸转载。

作者没有署名。对胡福明而言，署名并不重要，文章能否产生作用才是关键。他曾对朋友说：“如果我坐牢，你要送饭。”

朋友回答：“你坐牢，我肯定送饭。”

这段对话，反映出当时知识界的真实压力。文章发表后，支持与批评几乎同时到来。汪东兴分管意识形态工作，他认为这篇文章存在严重错误，批评胡耀邦、杨西光以及《光明日报》方面违背纪律。争论一度受到压制，文章作者和编辑承受着很大风险。

有意思的是，文章越受批评，社会上的关注反而越强烈。许多人看出，这已经不只是哲学讨论，而是关系到如何认识历史经验、如何处理现实问题的大争论。

邓小平在1978年5月以后多次谈到真理标准问题。他指出，不要小看这场争论，其实质在于是否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判断，使支持实践标准讨论的力量获得了重要支撑。

军队方面也很快作出反应。总参谋部领导杨勇看到文章后，认为军队不能回避这场讨论，便与迟浩田商议组织学习。迟浩田担心尚未接到通知，杨勇却表示，既然是带方向性的重大问题，就应当认真讨论；如果出现责任，他愿意承担。

总参随后开展学习，成为军队参与真理标准讨论的重要一步。报刊、理论界、各地干部和知识分子相继加入，讨论逐渐扩展到工人、农民和基层单位。争论的核心，始终不是抽象概念，而是思想能否从僵化状态中解放出来。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它对于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意义。这场讨论为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到来，提供了重要思想准备。

胡福明后来始终强调，文章不是个人功劳，而是集体智慧的成果。初稿来自他的长期思考，修改、审定、刊发和传播，则凝聚了许多人的努力。正因为如此，这篇文章才没有停留在书斋之中，而是进入了广泛的社会讨论。

文章成名后，胡福明并未急于进入更显眼的位置。1980年，组织上曾安排他到中宣部工作，他更愿意留在南京大学教书。1982年，江苏省委决定调他到省委宣传部任职，他经过考虑后表示，作为党员应当服从组织安排。

此后，他担任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省委常委、省委党校校长等职，继续关注苏南乡镇企业和现代化建设。2018年12月，他被授予“改革先锋”称号；2019年9月，获评“最美奋斗者”。2023年1月2日，胡福明在南京逝世，享年87岁。

一盏医院走廊里的灯，照亮的并不只是几页提纲。真正改变文章命运的，是那几页文字进入报纸之后，引发的公开讨论，以及越来越多人对“什么能够检验真理”这一问题的认真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