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前后，钱锺书杨绛何以一反常态，非要公开为难“老同事”冯至？

钱锺书生平好方人，嘴上不饶人，下笔尤谿刻，但他这位聪明人实际很懂“定乎内外之分”的言说尺度的，绝大多数只是私下臧否，毫无顾忌公开非议的时人，大抵就两位，且都算是“老同事”，恰好还都姓冯：一是冯友兰，另一则是冯至。

此外诸如钱仲联、周作人、陈寅恪、吴小如诸公，钱锺书也有过推诚不饰的公然指摘，但不过都是学术观点上的争鸣，算不得恩怨之私，不像大小“二冯”，他是明明白白表明自己憎嫌，是深恶痛诋的表态。只不过，他在海外怒斥冯友兰没有节操这个事，由于事后引来过笔墨官司，冯家宗璞更是不依不饶，不惜以“真事隐，假语存”的手段编排小说丑化，老学生出于义愤揭露老师尊，而已故老师的女儿又反过来抹黑自己两位老师，如此师门互殴闹剧整得几乎人尽皆知，不值得再去饶舌置喙，倒是他后来毅然站出来痛批冯至这桩旧事，彼时中间人怕三怕四，到底是引而未发状态，知情者似乎并不多，当是可以添上几句“注脚”，发皇挦扯一些个人看法的。

钱锺书与冯至，除了西南联大时期有过短暂交集之外，还是中国社科院长期的同事，而且学术地位大体旗鼓相当。早期的社科院，文学所“学部委员”有二，即郑振铎与何其芳，钱锺书是三个“一级研究员”之一，而冯至则是外文所唯一的“学部委员”（闲话一句，社科院冯姓学者似乎都很容易当上“学部委员”，且似乎都是擅长夤缘的妙人，过去有冯友兰冯至，现在则有冯时）兼“高教1级”（1964年前他的挂靠单位在北大西语系），还是1964年成立的外文所首任所长，是杨绛的顶头上司，在学术之外的政治地位则高出一大截。钱是一心学问的“纯儒”，至多也就书斋里发发脾气吐吐牢骚，为此还留下过“李克案”案底，此后一直为之提心吊胆，而冯本就属左翼阵营，还是鲁迅器重的弟子，按陆耀东的说法就是“被认为是可以信任的，是知识分子中的左派”（陆《冯至传》页231），鼎革后一度非常风光，两人于新体制而言是有亲疏内外之别的。

此后数十年，两人的表现几乎是背道而驰的。钱是不断退后，《管锥编》完全可当另一种“铁函心史”去看；而冯则热衷紧跟，《张明山与反围盘》（1954）、《杜甫传》（1956）、《西郊集》（1958）、《诗与遗产》（1963）等书都是他在那个时代主动攀附的痕迹，1949之后这位“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的诗作，“基本基调也和过去迥然不同”，彻底成为“歌德派”（王平凡口述《文学所往事》，页49），彼时的他批起旧友同行孙家琇、萧乾、艾青、公刘们来，言辞也是狠辣的，那副尊容连他传记作者都看不下去，直到1966年他自己也跟着倒霉，上榜“文化界黑线人物33人”名单之中。可以说，虽然都是海归，主攻都是最时髦的西洋学问，但就现实理念而言，钱锺书明显一生偏右，所以谢泳归其为“第二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典型，什么自称“闭门不管天下事”无非托辞（丁东、谢泳《钱锺书的另一面》），而冯至而始终倾左，今人解志熙论定为“偏向左翼的进步人士”，两人所走过的路很不同，思想上的分歧在紧要关头也往往剑拔弩张，所以彼此生前既无什么私交，而到了1980年前后的“《译林》事件”，矛盾终于爆发了。他们之间的反差，虽不至于水火不容，但以性格、作派、理念而论，确实是两路人。

现在回想，1980年代本土文化界“思想解放”进程，我以为有两个“书刊事件”是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是1986年，钟叔河与朱正联手在湖南人民出版社整出《查太莱夫人的情人》一书，结果让武汉一家书店眼红检举，惊动到了“天上人”，书籍遭到了全面查处下架不说，社长、主编等关系人也都纷纷解职，这场出版界大风暴引发了出版物“性描写尺度”的思考；其二则是更早的1980年前后南京方面“《译林》事件”，所带出来的社会大讨论，则是有关雅俗文学、严肃读物与通俗读物的出版界限，以及该如何看待“国外读物”引进及其分寸的争议。“《译林》事件”的当事人，除了时任《译林》杂志社主编李景端外，背后其实就是“两大神仙打架”戏码：冯至莫名其妙地“拍案而起”，意图通过“上书”的旧方式解决\肃清一切思想越轨问题，而本“事不关己”的钱锺书杨绛夫妇又破天荒地主动站出来，不惜与“老同事”撕破脸，一度坚持要公开化对垒，若非《译林》方面忍气吞声，且随后的冯至又见势不妙及时收手，这场当代两大高手过招论剑的厮打，几乎不可收拾了。

有关此事，“老编辑”李景端多年后曾写过数文追述，流传最广的说法则出自他那本《风疾偏爱逆风行》（商务2017年首版）。综合起来，原委本末大体如下：1979年，正是百废俱举之际，李奉命创办“我国第一本大型外国文学期刊”《译林》杂志，旨在“打开窗口，了解世界“，重点绍介“外国当代文学”，主推当时国外那些现实感与可读性兼具的流行小说，并且在周煦良的建议下，在1979年11月的创刊号上果断刊载了“阿婆”的推理小说名作《尼罗河上的惨案》全文，结果一炮而红，两版印了40万册还不够卖。在当时，《译林》是请了国内一众大佬，诸如杨周翰、卞之琳、王佐良、戴镏龄、冯亦代、戈宝权乃至钱锺书杨绛夫妇总20多号外国文学权威兼“译界一流专家”为编委的，也不知是否由于工作疏忽偏偏遗漏了外文所最大牌的冯至，让人家不高兴了，数月后冯就专门给主管意识形态的胡盐城递了一份长信告状，给《译林》按了一堆很严重的罪名，痛陈翻译此类作品“与左联革命传统距离太远了“，可见“我们读书界的思想境界和趣味”在倒退，甚至是“自五四以来，我国的出版界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堕落过”，“真是有失我国文化界的体面”云云（页24）。胡接信后，当即加了批语转给江苏那边处理。按李景端说法，如此渠道处置，“那可是一件大事”，《译林》内外人心惶惶，直觉可能得扑街。

此事的微妙在于，居然意外牵动了素来超然避世的钱锺书杨绛夫妇，意欲出来公开“站台”。从时间线索看，冯至的奏本写于1980年4月7日，胡盐城的批语随后下达，而钱锺书可能几乎同时听说了，给李景端的信显示，他已经通过“午后得长途电话”知晓此事，感想是“既惊且叹，寻又哑然失笑”；笔锋一转，他又将情绪拉满，狠狠地嘲笑了冯至一通，说“不料介绍外国文学办刊物，还有“大国霸权”的一套，然而真相毕露，岸然道貌和满面笑容都遮掩不住了，这倒也干脆，以后大家不用假惺惺敷衍”云云，所谓“真相毕露，岸然道貌”毫无疑问就是指冯至，不仅言辞罕见地如此不客气，而且主动表示想公开为之说话，“贺信草就附呈，有针对性，想替你说话，只是人微言轻。如认为不妥，扔字纸篓中可也”。一年后的81年4月14日，他明确定性，“‘畅销’并不保证作品的文学价值，但是也并不表明作品的毫无文学价值。“经典”或“高级”作品里有些是一度的“畅销”书，而为了理解外国当前的社会，通俗流行的作品常常是较好的指南”；10多天后的4月21日，钱又追加一封信，更明确说“我的用意是拥护《译林》的方针”，并且又继续嘲讽冯至说，要“让那些研究外国文学的“权威”开开“洋荤”，知道有一门新学问——“文艺社会学”。这门学问特别重视通俗“畅销”作品等“次等文学”(Sub-literature)作为“社会镜子”的反映作用和现实意义，是在德法美三国兴盛的研究”，将德国放在首位明显也是讪笑“德语首席”冯至的无知，还说“我对“权威”没有你那样的勇敢直率,老而世故，思之自惭”。如果说4月21日的钱锺书还在犹豫，要不要与同单位的冯至硬抗，那么到了5月20日，他显然下定决心，要与之正面交锋的，所以信中特意补充道，“我们的信是表示支持《译林》的态度的，当然会引起某些人的不快，但这事早在意中。你认为可以发表，我们绝无意见，也准备着有些小动作之类的后果”——这意思再也明白不过，我们的意见可以公布了，并且做好了准备，以防对方各种“小动作之类”。

只可惜，这么一场好戏，随后又因为偶然因素戛然而止。一方面，《译林》作为小地方上的小刊物，是不敢得罪行业头号权威冯至的。所以，李景端方面即便得到了钱杨夫妇的仗义支援，还得授权可以公之于众，可他始终是息事宁人的态度，除了不断向上申辩外，也一直在找冯至本人疏通；而另一方面，冯至自己也很快认怂了，因为他感知到“时代风气”变了，这个事经披露后，他是里外都得不到拥护，换来的几乎全是骂声，更为重要的是在此前后，广安在各处讲话中明确主张“文艺的路子要越走越宽”，甚至说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江苏方面还委婉地将胡批给顶了回去，且1980年5月8日的新华社“国内动态”还特意拎出此事作例，认为“不宜用行政办法轻易肯定或否定”文艺问题，各方共识是倡导“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不揪辫子”的“三不原则”，这一切都宛如回旋镖，反过来打到了冯至自己身上，压力很大。很快，冯不仅不再坚持原主张去“封杀”《译林》，还极其低姿态地主动认错，派车接了李景端诸人到他家中，当面道歉、检讨，从此“不打不相识”了。到了1990年8月2日，他还主动致信李景端，说“《译林》不仅越办越好，受到读者的欢迎，而且独立成出版社，的确是难能可贵”，“我对于你和编辑部同人的辛勤努力，不胜钦佩”云云（《冯至全集》第12卷，页509），可笑旦暮变化何其速也。直到2022年，李景端访问百岁老人杨苡，杨还忍不住旧事重提，说当年“故人”冯至“这位权威”，“差点打垮一本杂志，也差点扼杀了今天的译林出版社”，对丈夫赵瑞蕻“还替他说好话”，一直心存芥蒂（“夜光杯”2022.10.4)。确实，至少在这个事上，冯至的角色是很不堪的，所幸很快被打脸，以牛气哄哄开局，灰溜溜收场，不啻“晚年污点”。

而从这个事上，我以为钱锺书包括杨绛，对冯至这个人其实一直都是不爽的，不仅看不上他的趋时，也颇鄙夷他的学问，这些意思在给李景端的信中都表露无遗，更别说他给李信拢共有30多通，李自始至终都是节制性选录，更难听的话不知有多少。后来谢泳说钱锺书有“两面”，一面是“超凡超俗”“不食人间烟火”，另一面的他固然“很厌恶政治，但并不是不关心政治，是眼见的政治太让他寒心”，实在忍不住了还会“直言”，从这个事来看，可说也评测到点上了。或许，会有人说，冯至与杨绛不是“同事”＋“朋友”么，一大例证就是2011年杨绛百岁时，《香江文学》总编辑陶然赴京探望，杨翻开他带去的某本书，“看到有一张冯至旧诗集《十四行集》封面”，曾说“当年在干校，她教冯至如何下田，成了好友”云云（陶然《又见杨绛》），但我觉得这话大概只能视为应酬场合专供外人的“外交辞令”，是不可做实当真的——就如其夫君钱锺书1982年6月7日再给李景端另一信封中吐槽的那样，“在本期《译林》上，我和我的邻居看到两位朋友的自我吹捧，都觉得恶心反感”，所谓“两位朋友”就是其老同事吴晓铃与卞之琳，吴晓铃归为“朋友”已属勉强，而“鱼目诗人”钱可是向来不假辞色的，正如宋淇给张爱玲信中透露的那样，“钱非常看不起他”，可依然对外人称之为“朋友”，此中微意可想而知，惟对世间笨伯是很难解释的。且按李景端2016年的新说法，当他于1999年出版《波涛上的足迹》一书，再提这桩往事时，“考虑到冯至先生已经作古，因此没有埋怨他，反而写了一些为他辩解和敬仰的话”，哪知杨绛读后特意致信，“指出我在书中所说，实乃‘皮里阳秋’”，说李“书中所写的分明是言不由衷”。李总结说，“由此可见，对于冯至“告状信”这一旧案的是非，我确有心里明白装糊涂之嫌，反而是杨绛，是非之别几十年也没变”（《杨绛：明事理拒张扬的慈祥老人》，“夜光杯”2016.6.13)，杨态度再明白不过了。

而且，从目前线索看，钱锺书夫妇与冯至固然在“大文学所”共事数十年，可却并无私交。一个是“文学所”的头号大牌，另一个是“外文所”的首席权威，常年都同处同一栋楼里，可他们似乎都不在彼此的世界中，两人唯一的“正常关联”大概就是都与何其芳私交甚好，众所周知何一直在力保钱锺书，而据我前段时间翻看的杜书瀛那本回忆录《我的学术生涯：学坛所见所闻所知》可知，自1971年起，何经常邀请冯至夫妇上门辅导他德语，交情当也是不错的（页87）。我还曾好奇检索《冯至全集》，发现只一处提及钱锺书夫妇，还是周棉写《冯至评传》时，将杨绛《干校六记》作者误书为钱锺书，冯至去信给指了出来，冯的书信里也未见一封是写给钱杨的。更微妙的一条，1952年11月，冯至在人民文学社出版《杜甫传》，社方应该在出版后专程寄送了一本钱锺书请他“把关”，钱回信订误了硬伤三条，然后信末又说，“录后供冯先生参考，本想当面请教冯先生，但一打听，冯先生已出国，即由尊处转可也”，此处“冯先生已出国”我以为也是托辞，盖查看冯至年谱，冯出国是在1951年，当年年底前并无远行，钱更像是虚晃一枪避之；而核查《杜甫传》此后的修订版，三处失误冯至全部遵钱意见改正，但“重版说明”又只字不提钱锺书，默默此时可弗思乎？

当然，这一切现象，冯至的内心世界我不大清楚，但放在钱锺书身上，我想是再正常不过的了。冯的这种理念与作派，钱绝对是瞧不上的，而他的所谓中西学问，钱想来也是不可能敬畏的，给李景端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回信都可窥见端倪，这就很容易造成了他对冯至为人为学的整体轻视。实际上，即便只是纯粹论学问，大文学所同事中人，钱锺书还将就看得上的，大抵就是王伯祥与孙楷第两位，盖钱私下都夸赞过（王人午《迟到的纪念》）。王伯祥是老辈，他致信自称愚侄，说“非通博精审如吾丈者，殆难语此”，对照其它记录不算客套；好几次谈及小说史研究，他则都推荐孙楷第，觉得比俞平伯出色，孙去世前还特地“到医院向他最后一见”（《容安馆品藻录》页261）——有时“恶心”归恶心，但心中当还不乏敬意的，是会高看一眼的。而且，好玩的事，这两位难得能博他青眼者，又恰好都是所谓的“党外专家”（杜书瀛《我的学术生涯》页42），此中玄妙，亦或可思过半矣。

当然，可能也有朋友看后，会觉得我小题大做，过度解读。上次我写钱锺书“晚年何以还在单位受排挤”，就有一位自称“社科院文学所”的仁兄给我留言，说这些钩心斗角的事绝无可能，那些“翰林院大师”们个个风流高格调，整天忙着做学问，院内满目熙熙融融，怎么可能如此无聊呢？我想，这位仁兄若真在翰林院当差，也应该是新进才俊吧，所以触目皆是“老成之典型”，而并不晓得早在1960年代，社科院文史部门就有“树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的美誉；如果我接着告诉他，依据另一位“文学所老人”林非的说法，不仅他自己与前辈钱杨夫妇干过架，彼时另外一对合住一个单元的两大“高人”孙楷第与谢国桢之间，也有过“一场拳打脚踢的殴斗”，只怕他老兄又得一眨一眨那清澈温和犹如一汪春水的眼神，搁那瞠目解释吧！我始终觉得孙犁说的对，“这个地方（指文人堆）的人，不是咱老家的农民，这地方是个码头，什么样的人都有，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三马》），比如冯至背地里搞得那些事，你我可能照样想象不到，何以“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可偏偏那个时代，这样的高知乃至“大师”实在遍地都是，一点都不稀奇，也难说多过分，甚至都平常事耳。钱锺书到底是写过《围城》的人，他对这些同类与同行看得很透，几乎不带一丝幻想，似乎也所以可以全身而退。

我前段翻看沈从文的东西，看到晚年的他，心境其实很悲凉，他曾诚恳写信告诉《芙蓉镇》作者古华，他一直有个心愿，“希望新时期文学出现新的《儒林外史》和《廿年目睹之怪现状》”——沈从文也是社科院老职员了，他自然也是有感而发的，似乎也可以是本文一大“注脚”。我想，还是钱锺书说得好，“写这类人，我没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如此而已。

2026.9.13晚，敲于武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