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梦家：生当乱世如浮萍

陈梦家（1911年4月20日—1966年9月3日）

当时写文章批判陈梦家的，有很多都是大名鼎鼎的学者，王力、夏鼐、翦伯赞、唐兰等人都写了长篇批判稿，有的还火药味十足。如唐兰就曾撰文《右派分子陈梦家是“学者”吗?》，不仅在学术道德上将陈梦家定性为“偷”“盗”，更站在政治的制高点上将陈梦家一举打倒。少年过去了，当年那些迫害过他的人，有的坐上了高位，有的当上了“专家”，而且还是“首席”的……如今，大家都忙于找钱、从政、混名头，忙于搞“工程”、出全集、祝寿，忙于写序、出国、收弟子……真是太忙了，谁还记得当年那个才子诗人、饱学之士陈梦家呢？该如何看待这些陈年旧事？

作者｜朵渔

来源｜《同舟共进》2014年第10期

陈梦家，著名的新月派诗人，同时也是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他是前南京金陵神学院陈金镛的儿子，原藉浙江上虞，生于1911年4月16日，自幼在南京长大。早年师从徐志摩、闻一多，是新月派的重要成员之一。曾在中央大学学习法律，最后得了一张律师执照。但他没有当过一天律师，而是从十六岁便开始写诗，1931年出版了第一本诗集《梦家诗集》，并立即出了名。那时他还不到二十岁。大学毕业后，陈梦家曾在安徽芜湖中学任教半年，遂又上北京，在燕京大学神学院修读。半年后，他转到燕京大学的中文系就读，并在该系任助教。此后的陈梦家开始以一位浪漫派诗人的形象出现。正是在燕大期间，他邂逅了与其相伴一生的神仙妹妹——赵萝蕤。

陈梦家，1947年于芝加哥大学

赵萝蕤自幼长在苏州，其父赵紫宸是世界知名的基督教神学家，任世界基督教理事会的亚洲主席，黄摩西的学生，早年曾留学美国。到她上学时，赵紫宸已是东吴大学教授兼教务长了。1926年，赵紫宸接任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一职，赵家迁往北京。这一年，赵萝蕤14岁。1928年，她直接升入燕大中文系，受业于郭绍虞、马鉴、周作人、顾随、谢冰心等名教授。翌年，转系攻读英国文学。1935年，赵萝蕤从清华外国文学研究所毕业，转入西语系任助教。

1936年，陈梦家与赵萝蕤结婚。陈、赵的结合，与两人的家庭出身有一定的关系。陈梦家的父亲是一位新教牧师，赵萝蕤的父亲则是著名基督教活动家、神学家。相似的家庭背景，加上才子佳人的相互吸引，使二人很快就走到了一起。钱穆先生在其《师友杂忆》中曾忆及这对燕园的神仙眷侣：“有同事陈梦家，先以新文学名。余在北平燕大兼课，梦家亦来选课，遂好上古先秦史，又治龟甲文。其夫人乃燕大有名校花，追逐有人，而独赏梦家长衫落拓有中国文学家气味，遂赋归与。”

“七七事变”后，北平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夫妇俩辗转跋涉到昆明，陈梦家任教于西南联大。联大虽由清华、北大、南开组成，但仍循清华旧规：夫妻不能在同一学府任教。这样，赵萝蕤便作出牺牲，一面在家操持家务，一面做些翻译工作。此时的赵萝蕤“勤读而多病。联大图书馆所藏英文文学各书，几于无不披览。师生群推之。”（钱穆）

当时，美国芝加哥大学东方学院与西南联大有一个交换教授的规划，陈梦家被选派为交换教授之一，于1944年首度赴美。赵萝蕤也一同前往，并进入了当时全美一流的芝大英语系学习。在美国期间，陈梦家赵萝蕤夫妇还会晤了当时已名声大噪的著名诗人艾略特。艾略特是陈梦家和赵萝蕤都非常崇敬的现代派大诗人，早在清华读书时，赵萝蕤就应戴望舒之约，翻译了艾略特的长诗《荒原》。她也是《荒原》的第一位中译者。1946年夏天，爱略特由英国回美探亲，７月９日晚上，艾略特邀请赵萝蕤和陈梦家在哈佛俱乐部共进晚餐，诗人即席朗诵了自己的名作《四个四重奏》的片段，并在赵萝蕤带去的两本书《1909-1935年诗歌集》和《四个四重奏》上签名留念，还在前者的扉页上题写了“为赵萝蕤签署，感谢她翻译了荒原”的英文题词。

1947年陈梦家回国前与赵萝蕤合影

1947年，陈梦家先行回国后，任教于清华，同时担任文物陈列室主任，为校方多方搜集青铜文物，干劲十足。赵萝蕤回到北平后，任燕大西语系教授，后又兼系主任，为建设一个一流的英文系四处奔走，延聘人才。 著名学者巫宁坤即是当时受赵萝蕤的邀请，自美返国，加入燕大英文系的。他回忆道：

一九五一年八月中旬，我回到北京，萝蕤亲自到前门火车站接我。别后不过两年多，我不无好奇地看到，她的衣着起了很大变化。当年在芝大，她总爱穿一身朴实无华的西服，显得落落大方，风度宜人。眼前她身上套的却是褪了色的灰布毛服，皱皱巴巴，不伦不类，猛一看人显得有些憔悴了，但风度不减当年。

到了燕园，由于我新来乍到，住房尚未分配，萝蕤便留我先在她家作客，受到她温馨殷勤的款待。陈梦家教授当年是著名的“新月派”诗人，后来又以古文字学和考古学的成就蜚声中外，当时在邻近的清华大学中文系任教。他俩住在朗润园内一幢中式平房。室外花木扶疏，荷香扑鼻。室内一色明代家具，都是陈先生亲手搜集的精品，客厅里安放着萝蕤的“斯坦威”钢琴。这时我才知道她是燕大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博士唯一的女儿……

看得出，刚回到北京的陈梦家和赵萝蕤生活是愉快的，对新政权也是充满憧憬的。然而到了1951年，风云突变，“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从天而降，市委工作组进驻燕园，要求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清算“美帝文化侵略” ，这也是第一次对高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清洗运动。学校停课搞“运动”，教授们必须在群众大会上逐个进行“自我检讨”，要“人人过关”。为了能够“过关”，除了不停地检讨自己，还需“揭发”别人。此后不久，又开展了“忠诚老实运动”，要求每个人都必须详细交代自己的历史经历，“态度恶劣”者，即被“隔离反省”。到了1952年1月1日，毛泽东发表《元旦祝词》，号召全国人民“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三反”、“五反”相继展开。中国文联还发出号召，让艺术家们举办各种义展、义卖，捐献稿费、版税，争取在最短时间内捐献“鲁迅号”飞机一架支援抗美援朝。

在这种“人人过关”的群众性政治运动面前，作为新月派浪漫诗人，小资情调严重的陈梦家自然难以躲过。陈梦家虽没有公开批评现行制度，但已表现出明显的不适应，经常在私下里讥评时弊，品题人物。巫宁坤在《燕园末日》一文中说，有一天燕京大学校园里的大喇叭广播一个通知，要求全体师生参加集体工间操，陈梦家听了，不免牢骚说：“这是‘1984’来了。这么快。”（《1984》是英国作家 乔治·奥威尔的小说，预言了未来的极权社会的情景）如此言论，在那个人人自危的年代，自是难逃被清洗的厄运。果然，“思想改造运动”一兴起，陈梦家就被揪了出来。

此时，身在燕大的赵萝蕤也好过不到哪里去，作为西语系主任，她不仅要检讨个人的“资产阶级思想”，还要参加各种会议，没完没了地检讨在领导教学工作中“重业务，轻政治”的错误倾向。此时，其父赵紫宸已经被揪了出来，要求人人与他“划清界限”，其夫陈梦家正在清华遭受猛烈批判，一向镇静自若、从容不迫的赵萝蕤，一下子憔悴了。

“思想改造运动”刚告一段落，紧接着便是全国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大学重组，教会学校一律解散，燕京和辅仁按不同科系分别并入北大、清华、师大，人员听候统一分配。清华大学的文科系取消。陈梦家在清华大学受到猛烈批判后，离开学校，被“分配”到考古研究所，赵萝蕤调入北大西语系任教授。

1948年，陈梦家在清华大学胜因院的卧室

刚调入考古研究所的前几年，是陈梦家生命中相对平静的时期，也是他学术丰产的时期。在这几年里，他相继完成和出版了《殷墟卜辞综述》（科学出版社，1956年）、《西周铜器断代》（分6期连载于1955～1956年的《考古学报》上）、《尚书通论》（商务印书馆，1957年）等。他不仅第一次在考古和古文字领域引入了现代西方学术规范，同时还完成了由一个浪漫派诗人向一个古文字、考古学专家的蜕变。

陈梦家不再是一个诗人了，这一方面是个人兴趣的转移，另一方面，也是政治气候使然。建国之后，小资产阶级诗人陈梦家已被主流文学所抛弃，他已失去了重提诗笔的机会和勇气。与陈梦家经历相似的何其芳曾讲过一个故事：“古代有一位诗人，在一个风景美丽的秋天里，听见风雨吹打树木的声音，他就想写诗了。但他才拿起笔来写了一句‘满城风雨近重阳’，不巧催收田赋的人忽然来了，打断了他的兴致，这首诗就再也做不下去了。”何说，教条主义的批评会败坏人的创作情绪。陈梦家又何尝不是如此。他被那些充满革命浪漫主义情怀的政治抒情诗败坏了胃口，他成了一个“不合时宜”的诗人。他惟有闭口，像沈从文那样，将自己埋进故纸堆里，似乎只有这里才安全。

赵萝蕤在回忆那段岁月时说：

1956年，他用《殷墟卜辞综述》的稿费在钱粮胡同买了一所房子。从此他一个人占有了一间很大的寝室兼书房，在里面摆下了两张画桌。这一大一小两画桌拼在一起成了他的书桌，上面堆满了各种需要不时翻阅的图籍、稿本、文具和一盏台灯。梦家勤奋治学有着很好的物质条件。他身体好，不知疲倦，每天能工作差不多十小时到十二小时。他肩上曾长过一个脂肪瘤，有几个拔掉了龋齿留下的空隙没有填补上。但是他终于把瘤子割除了，牙也修配好。在这两件事办完后，我笑对他说：“现在你是个完人了。”

梦家喜欢朋友，对朋友从不苛求。他爱戴老人，如徐森玉、容庚、于思泊、商承祚诸先生；也亲近青年，对他们无所不谈。他很喜欢去看望朋友，海阔天空地畅谈一切。他喜欢游山玩水，虽然这样的闲暇和机会不多。他在家里因忙于工作，没有什么体力劳动，但需要劳动的时候，他不怕脏，不怕累，而且兴高采烈。他不大喜欢活动量较小的、单独的休息方法，不喜欢种花，不喜欢照相（他有一个可以拍摄文物和书籍的照相机），不喜欢听音乐。但是他喜欢看戏（各种形式的），喜欢写这方面的评论文章和泛论文艺的小文，如发表在《人民日报》副刊的《论人情》等，据说这些文章很受读者欢迎。不过他新诗作得很少。他写过《甘地》一诗，写过几首咏景物的小诗，曾在《诗刊》上发表。他喜欢和郭小川、艾青等同志交朋友。

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知识分子会议，周恩来做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毛泽东在会上说：“有的同志说些不聪明的话，说什么‘不要他们也行’，‘老子是革命的’，这话不对。现在叫技术革命，文化革命，革愚蠢无知的命，没有他们是不行的，单靠我们老粗是不行的。”1956年5月2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向文艺界、科学界人士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政治气候一下子变暖，作为诗人的陈梦家也被重新“挖掘”出来。陈梦家觉得他作为一个作家重新出现，应该有一个新的形象，于是，他便刻意与当时并不光彩的“新月派”划清界限：“我很不愿意别人老把过去的招牌挂在我的头上，而且这块招牌对我也不大合适，当时我只不过是喜欢写诗，和‘新月派’诗人接近罢了。有一些诗人像何其芳等比我更接近‘新月派’，却因为他改造了思想，入了党，而不再给他挂着块招牌，我虽然没有入党，也不能老挂着这块牌子。”1957年，徐志摩、戴望舒等人的诗选也重新与读者见面，陈梦家写了一篇《谈谈徐志摩的诗》的文章，发表在《诗刊》上。在当时任作协秘书长的郭小川的日记里，记有陈梦家当年的一些情况：“二时开书记处的会议。在茅盾同志家中，先由荒煤谈了一下电影剧本评奖的问题。然后谈起毛主席在宣传会议上的报告。臧克家谈到陈梦家写的关于徐志摩的文章，严文井谈到沈从文写了一篇关于出版问题的文章，其中涉及过去文学运动中的宗派主义的问题。茅盾讲了很好的意见。他认为修改陈梦家文章中的不恰当的论点是不必要的。”（1957年4月1日）“到十一时，唐祈说陈梦家正在《诗刊》谈到我的《深深的山谷》，我和丘琴一起去和他谈了好一会。他赞扬了我这首诗。到十一时半，我约他们去吃饭，在崒华楼且谈且吃，搞到一时半多。陈梦家极健谈，他有他的见解和人生态度，又大骂了一阵刘绍棠，主张在整风中好好整他。”（1957年5月17日）“陈梦家来，谈了一下他对右派的看法，他认为有些右派分子老不满足。又催我早些看他的编好的诗集。……跟《诗刊》同志谈了一下，小刘已写了一个大字报，揭露唐祈、吕剑的反党小集团问题。”（1957年7月9日）看得出，在反右之前的一段时间里，陈梦家在政治态度上还是比较积极的。此后，便再也没有了关于陈梦家的记录，因为政治气氛已经突变。

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作为党内文件发至全党干部；6月8日，毛泽东又起草了《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从此，掀起了全国范围的反右斗争。

“反右”斗争一开始，作为“三反”时期的“大老虎”，陈梦家应声落网。陈的顶头上司夏鼐在其七月十三日的日记中说：“上午参加所中反右派运动大会，主要对象为陈梦家。”

陈梦家被划成“右派份子”的罪状之一是“反对文字改革”。早在 1950年，根据毛泽东关于文字改革不能脱离实际、割断历史，应首先办简体字的指示，即开始着手汉字简化工作。经过数年的酝酿修订，《汉字简化方案》于1956年由国务院公布。 在1957年有关文字改革问题的“鸣放”中，陈梦家提出：“文字是需要简单的，但不要混淆。这些简化字，毛病出得最多的是同音替代和偏旁省略。简化后有些字混淆了。”“汉字虽然非常多，但是常用的并不多，普通人认识三千就可以了。……有了这三千字，就来研究怎么教。有人说汉字难学，我说不难，所以难，是教的人没教好。”“首先肯定了我们使用了三千年以上的汉字还是很好的工具，是简单而不复杂的，是和汉语语法相联系的，是一种不必废除的民族形式。”“在没有好好研究以前，不要太快的宣布汉字的死刑。”“文字这东西，关系了我们万万千千的人民，关系了子孙百世，千万要慎重从事。”……陈梦家很多意见说得很有道理，但问题是，他说得太多了，而且，他也没有正确观察当时的风向。

陈之被打成右派，与其才情、性情、学问均不无关系。论才情，陈是旧时代的浪漫派诗人，天纵英才，人物风流潇洒，才子佳人，又恃才傲物，自视甚高，不免让人又忌又羡；论性情，他的诗人气质极浓，又口无遮拦，好指点江山、品题人物。另外，他当时的稿费收入很高，生活条件优越，容易引发“仇富”心理。据《夏鼐日记》记载，当时陈梦家家中已有电视机，他“几乎每天都看电影、电视，有时还加评语。”他搜罗明式家具，也多在此一时期。赵萝蕤说“梦家喜欢朋友，对朋友从不苛求”，事实上陈梦家并不喜好结交朋友，更不会拉拢投靠之类的，因此人缘较差，在群众性运动中最易落马；论学问，陈梦家不仅已是蜚声中外的诗人，更在历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等诸多学科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已蔚然成家，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往往成就愈高，愈易遭忌恨。

当年院系调整时，陈梦家由于口无遮拦，被迫离开清华，去了社科院考古所；而考古所的官僚作风更让他难以忍受。最近在网上看到一个贴子，说陈梦家到了考古所后，反对政治挂帅，批评当时学术界的行政领导是“外行领导内行”，甚至反对学习马列。当时考古所所长尹达是30年代投奔延安的老革命，并无多少学术贡献，但因政治出身，名正言顺做了一把手。陈梦家为此很反感，他曾质问当时的副所长夏鼐：“你是否有职无权？”意在讥讽尹达。这些话，在政治气氛宽容的时候可能无所谓，但到了非常时刻，就有可能转化为定时炸弹，成为消灭一个人的“罪证”。在1957年批判陈梦家的文章里，就有一篇西北大学历史系学生的来信，说陈梦家在西大讲学期间，“恶毒攻击我们敬爱的郭院长（郭沫若）”，攻击革命烈士闻一多“不洗澡，不换衣服，身上臭的要命”。陈是闻一多的学生，两人关系亲密，开个玩笑是有的，绝对谈不上“攻击”；对“郭院长”的学问，陈梦家自是“文人相轻”，以陈的性情，讥讽几句也有，但绝对称不上“恶毒”。

自1957年7月13日考古所第一次反右运动大会开始，对陈梦家的批判就没停过。夏鼐八月九日的日记中写道“下午开始大会，郑所长亦来，陈梦家做自我检讨，然后由王世民、石兴邦、王仲殊同志发言。”郑所长即郑振铎他当天的日记里也有记录：“下午二时半，到考古研究所，参加对右派分子陈梦家错误的讨论会。首先由我说了几句话，然后由陈梦家作初步检讨。琐碎得很，全无内容。王世民加以比较详细的揭发。石兴邦予以根本的驳斥。大家一致不满陈的检讨。近六时，我先走，因为要招待外宾也。（热，晚上有大雷雨）”“琐碎得很，全无内容”，由此可见当时陈梦家自我检讨之艰难。那种唾面自干的自我作践对一个清高出尘的知识分子而言是多么大的痛苦和煎熬。而“热，晚上有大雷雨”看似闲笔，却又像当时政治空气的一个隐喻。陈、郑二人算是朋友，对文物、旧书有着共同的嗜好，但政治风向变幻莫测，二人也只能形同陌路，以求自保。

当时写文章批判陈梦家的，有很多都是大名鼎鼎的学者、历史家，王力、夏鼐、翦伯赞、唐兰等人都写了长篇批判稿，有的还火药味十足。如唐兰就曾撰文《右派分子陈梦家是“学者”吗？》，不仅在学术道德上将陈梦家定性为“偷”、“盗”，更站在政治的制高点上，将陈梦家一举打倒：

在大鸣大放期间，向党迸行恶毒的猖狂进攻的右派分子除梦家是“学者”吗？不是的。他是“冒牌学者”，实际上是一个十分热衷不择手段地拼命向上爬的野心家，是一个善于投机取巧，唯利是图的市侩，是一个不懂装懂，假充内行，欺世盗名的骗子。

陈梦家在三反运动时是大老虎，党和政府没有追究既往，他应该改过自新。但在院系调整后，他转入了考古研究所，相反地把尾巴翘得更高了。几年来，他似乎很努力，很忙，据他说是“社会主义热情”。但忙的是什么呢？忙的争权利，当把头，捧这个，拉那个，搞小圈子，挑拨离间，打击人；忙的东跑西跑，沽名钓誉多写东西，多拿稿费；忙的买房子，买明代家俱；装着热心戏剧，搞鬼把戏。

历史是无情的，在我们的社会里，绝大多数人坚决跟着共产党走，前途是伟大而光明的，但在一小撮野心家、市侩和骗子面前，却只有死路一条，决没有“东山再起之望”了。

陈梦家在完成了甲骨学巨著《殷虚卜辞综述》后，用稿费在美术馆附近的钱粮胡同买了18间平房，此举使不少人眼睛登时变红，于是谣言四起，举报信不断。唐兰也在其文章里写道：“他的著作真快真多，两年功夫写七八十万字，平均每天一千多字，这种抄都抄不及的速度，真够吓人一跳。印出一部大书，确是有样子。拿到七八千稿费，买了一所大房子而有余，名利双收，确实可用以向人夸耀，引诱年青人走这条道路。只可惜他的著作来历，都不大光彩，变相的抄，变相的偷，加上不负责任，胡说八道。……他是专职研究员，国家每月给他巨额工资，他没有摸一下良心，为人民做一点有益的事情，却总想趁机会捞一把。”

据胡厚宣先生回忆，当时科学院的领导也曾动员他和张政烺先生出来批陈梦家，胡先生明确表示“不干这种缺德的事”，张先生也没有答应。他们不干，但有愿意干的，特别是那些有野心的人，此时就要相机行事，大干一场。批陈开始后，曾做过陈梦家助手的李学勤当即写了《评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载《考古学报》1957年第3期）。文章不仅尖锐地质疑了陈梦家的学术成就，在文章的结尾，逐渐演变成人身攻击：

陈梦家并未拿出任何实在的成果，与他的傲慢自大相称。陈梦家这个人自命甚高。比如说，在书里的第20章，陈梦家忽略了很多其他学者的研究和理论，只是收录了他自己的想法……我们不应该接受这种竭力鼓吹自己的态度。

经此一批，陈梦家彻底倒下，不但被剥夺了发表学术论著的权力，已经在《考古学报》上连载六期的《西周铜器断代》也被大批判文章所取代，没了下文。

美国《纽约客》的记者何伟（Peter Hessler）曾就此事采访过李学勤，他说他想不明白，一个诗人、学者何以招致如此不堪批判，而且很多都是赤裸裸的人身攻击。“不只外国人很难明白。”李学勤说，“年轻一代的中国人也很难明白。在那个时候，我们受到了压力，必须要写这种东西。考古研究所叫我写的。那时我很年轻，没办法拒绝。你会发现，我在文章里避免说任何有关政治的话题。我没有用过‘右派分子’，或其他类似的词。我把那种批评写成了仅有的一段，放在全文的最后。”李学勤解释说，他在评论里面所写下那些学术观点都没有问题，“但那种个人化的攻击是我不想写的。那篇评论发表以后，我很少见到陈梦家。不过1960年代初期，我偶尔会在考古研究所碰见他。每次碰见他，和他说话总是觉得不自在。我没办法和他说话了，因为我感觉很内疚。我总是后悔我写了那篇文章。”那一年，李先生才24岁，风华正茂，血气方刚，还有大把的好机会。

划成“右派分子”后，对陈梦家的惩罚是“降级使用”。他的妻子赵萝蕤受到过度刺激，导致精神分裂。他曾经一度“下放”到河南农村劳动，种田、踩水车等等。1960年，由于夏鼐的关照，他得以借调到甘肃整理新出土的“武威汉简”，并在那里干出了一番成就，这也许是不幸中之大幸。

作为陈梦家的朋友，三十多年后，著名史学家杨宽先生还痛心地反问道：“为什么在政治上对他进行陷害的同时，还要贬低他的学术著作的价值呢？事实上，（《殷虚卜辞综述》）学术著作的价值是有目共睹的，历史将作出公正的评价的。”

陈梦家著《殷墟卜辞综述》，2004年，中华书局出版

被贬兰州后，陈梦家又投入到了汉简研究之中，并以其惊人的毅力和才华，完成了《武威汉简》和《汉简缀述》两书。徐苹芳先生在评价陈梦家此一阶段的学术成就时说：“陈梦家先生原治甲骨卜辞和金文铜器，1960年起研究汉简，从研究武威仪礼简开始，进而研究居延汉简，主要是结合考古学的发现探讨居延边塞组织和烽燧的分布，对烽燧制度、居延史地、汉简历谱等都作过研究，仅用三四年的时间便撰写了十四篇汉简论文。”

在兰州呆了两年后，六十年代初期，政治气候回暖，陈梦家又被召回考古所，《汉简缀述》也得以出版。正当他准备大展身手的时候，“文革”爆发了。

1966年8月，“死老虎”陈梦家在考古所作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被重新揪出来“批判”、“斗争”。夏鼐八月九日日记：“今晨广播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决定，并且连续广播几次。这是指导性的革命纲领，是当前运动的方向盘。整天街道上有锣鼓声，各单位送喜报，欢迎党中央这个伟大的文化革命纲领。所中今天起成立了监督小组，‘三反分子’及‘右派分子’（夏鼐、牛兆勋、林泽敏、陈梦家）每天上午劳动，下午写检查。晚间大雨。”

八月的北京，烈日当头，陈梦家被强迫长时间跪在考古研究所的院子里。有人往他身上吐唾沫，有人往他身上扔脏东西。他的家被抄，他苦心收藏的那些明清家具、古玩器具、丰富的藏书，被一扫而空；他们夫妇的房子住进了别人，“宁娘子的象牙床”也被红卫兵小将们占用，他和妻子被赶到一间本来是车库的小破屋里居住。此时，赵萝蕤的病情更加严重，曾两次发病，但是送不进医院。

与陈梦家一起被打倒在地的还有顾颉刚、侯外庐等一大批专家、学者。考虑到顾先生藏书太多，政府特意安排他住在一套200平方米左右的平房里。“文革”一开始，就被人以征服者的姿态，住进了原属于顾颉刚先生的一间正房，并在院子里搭起了厨房……

1957年5月，陈梦家（右一）与考古研究所同事合影，左一为苏秉琦，右三为夏鼐

8月24日傍晚，在被“斗争”了一整天后，陈梦家离开考古所，来到住在附近的一位女性朋友家中。一整天非人的折磨与侮辱让他几乎出离了愤怒，并产生了一种可怕的绝望感，他告诉朋友说：“我不能再让别人把我当猴子耍了。”这时，考古所的一些造反派又跟踪而来，在他的朋友家中，强行将他按跪在地上，对他进行又一轮的叱骂和毒打。随后，这些人把他又押回考古研究所。

那天晚上，陈梦家被关押在考古所里，不许回家。事实上他已无家可归，妻子疯了，房子被占了，家被抄了……那个晚上，想起这么多年走过的坎坷路，使他感慨万千。自美返国之后，他没过过几年安稳的日子，“思想改造”、“三反、五反”、“反右”……特别是在被打成右派后，他的右派帽子就一直没有摘下来过。他成为千夫所指的罪人，没有朋友，更没有学生，曾经相濡以沫的妻子不仅精神出现了问题，而且两人之间也产生了裂痕，曾经的“神仙眷侣”几成陌路……没有人同情，也没有人理解，他的生活完全变了……（文革结束后，三联书店曾约赵萝蕤写一本关于陈梦家的书，10万字左右。赵拒绝了，“我实在没那么多的话可说。5万字都写不出。”最终只写了篇千字文。很难想象，这一对夫妻曾是燕园里的那对让人艳羡的情侣……）在那个夜晚，邻近考古所的东厂胡同有至少６个居民被红卫兵活活打死。拷打从下午延续到深夜，除了用棍棒打，用皮鞭抽，用沸水烫……“简直像杀猪一样。”附近的居民说。凄厉的惨叫声在胡同里久久回荡，邻居们不忍聆听，只好用枕头捂上耳朵。

那个晚上，陈梦家更是听得不寒而栗，他想到了死……

1966年8月24日，也是北京红卫兵暴力活动最严重的阶段。他们满城抄家，到处打人，其野蛮和残忍，无知和疯狂，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简直已经丧失了人性。也正是在那一天，另一位不堪其辱的老人、“人民艺术家”老舍，正徘徊在城北的一片湖边，他要以死来找回自己做人的尊严……

在那个让人毛骨悚然的夜晚，陈梦家悄悄写下了遗书，吞下大量安眠药片自杀。由于安眠药剂量不足以致死，他没有死成。夏鼐在其日记中记下了其中一些细节：“上午赴所，见通告牌上有红卫兵通告，谓我所右派分子陈梦家自杀未遂。听说：昨天中午下班后，他到东厂胡同的一蔡姓寡妇家（其丈夫死于1963年，据云曾于死前托孤于陈），被所中左派群众揪出示众，他自杀以抵抗运动，犯现行反革命的罪，还在遗书中污蔑群众侮辱了他，所以自杀。所中开全所大会，文革小组报告此事，并对犯错误的三反分子、右派分子等警告。”日记中的蔡女士不知何许人，陈在遗书中说“群众侮辱了他”，也许指红卫兵把他和蔡女士的关系做了侮辱性联想。

从左至右，前排为金毓黻、唐复年、于省吾、顾颉刚，后排为唐兰、陈梦家

美国人何伟后来曾采访过陈梦家的弟弟陈梦熊，后者回忆道：“他吃了安眠药，不过没能成功。他们把他送进了医院。第二天我赶去他家，他们的门上贴了批判梦家的大字报。我进屋看到红卫兵已经守在那里。‘好得很，’他们说，‘你这叫自投罗网’……”陈梦熊被毒打了一顿，因单位来人接应，他被暂时放了回去。“那是个极其危险的时候，”陈梦熊说，“你一整夜都能听到他们的声音，他们不停地敲门和打人。梦家在医院住了一阵子，但医院很快把他给轰出来了，因为他的背景问题。大概过了一周，他就自杀了。有个跟他们夫妇俩住在一起的保姆，我想是她发现他的。我当时没法去他家里，因为我自己也在被批斗。没有办过任何丧事。”

9月2日，陈梦家再一次自杀。这一次，他选择了自缢，一种更绝望的死法，他决计要离开这个世界，离开这非人间的世界……

关于陈梦家的这次自杀，何伟曾采访过考古所的工作人员老杨，当时他曾负责看管陈梦家。“那是1966年的事情，文化大革命才刚开始。”老杨说，“当陈梦家第一次自杀的时候，人们救了他。从那以后，考古所就派了我和其他一些年轻的考古学家去看管着他。我们和他一起呆在他的家里，任务是不让他自杀。但我们不可能一天24小时都和他在一起。我们也尝试过，但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我们看了他大概一周。”那么，陈梦家是如何自杀成功的呢？老杨说：“有一天，陈梦家走了出去，经过了这扇窗户……过了几分钟，我们觉察到他走出去了。我们冲到外面，但已经太迟了。他上吊自杀了。”

“文革”结束后的1979年，考古所为陈梦家举行了追悼会，在这年1月25日出版的《考古》杂志第1期第19页有一则报导：“黄文弼、陈梦家、颜誾先生追悼会在北京举行”，文中称，陈梦家先生“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被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迫害致死，终年五十五岁。”

多少年过去了，当年那些迫害过他的人，有的坐上了高位，有的当上了“专家”，而且还是“首席”的……如今，大家都忙于找钱、从政、混名头，忙于搞“工程”、出全集、祝寿，忙于写序、出国、收弟子……真是太忙了，谁还记得当年那个才子诗人、饱学之士陈梦家呢？该如何看待这些陈年旧事？“这些事很难理解，虽然人人都知道那段时期是非常可怕的。”李学勤在回答何伟的访谈时说，“‘文革’开始的时候，如果人们批评你，你就会相信你真的做错了事情。我自己也被人批评，我也相信其他人说我的话。每个人都是这样，这成了一种社会心理。有那么多的敌人——看起来，每个人都是一个敌人。”

陈梦家，才子而生当乱世，这是他的不幸。陈先生写诗的生涯虽只有短短六七年的时间，大半辈子都在搞古文字和古文献，但他却写出了那个时代最漂亮的诗歌。“没有忧愁，/也没有欢欣；/我总是古旧，/总是清新。……也许有天/上帝教我静，/我飞上云边，/变一颗星。”（《铁马的歌》）这多么像他一生的谶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