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5年，上海法租界一处三层民宅的楼顶，时任淞沪警备司令部侦查大队行动组长的沈醉，正和一名地下党员扭打在一起。枪已经被踢飞，退路也被封死，双方从屋脊一路滚到边缘，最终一同坠落。
这不是武侠故事，而是沈醉在《我的特务生涯》中留下的亲身回忆。那名男子先行落地，当场牺牲；沈醉则被二楼晾衣竹竿挡了一下，又压在对方身上，捡回一条命。
代价极重。
沈醉后来写道，自己的左眼球被竹竿挑出，身上多处受伤。同行特务慌忙用烟丝堵住伤口，再把他送往医院。戴笠得知后，专门为他请来外国眼科和外科医生。对于一个替军统卖命的下属，戴笠的确舍得花力气救治。
不过，沈醉在回忆这场搏斗时，并没有把自己写成完全占上风的人。他承认，自己原本想活捉对方，带回去邀功；而那名地下党员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拼死突围。
“我一心要活捉他，他却只想把我甩下楼去。”
这句话很有分量。军统人员往往带着武器，身后还有同伴，抓捕时占据明显优势。地下党员一旦暴露，面对的却是牢狱、审讯乃至死亡。双方并非普通意义上的比武，真正决定动作的，是生死压力。
沈醉少年时期便进入复兴社特务处，后来长期从事侦缉、绑架和审讯工作。戴笠曾向蒋介石夸赞他会射击、驾驶、游泳、照相，也懂一些国术。沈醉确实受过特务系统训练，枪法和追踪能力不弱，但这与精通武术并不是一回事。
所谓“能打”，放在不同场合，含义差别很大。持枪突袭、多人围捕，和赤手空拳的近身搏命，完全不是一套规则。沈醉后来在功德林接受改造时，阴雨天气左腿仍会疼痛发抖，这处旧伤，便与一次抓捕行动有关。
那次行动中，他带人闯入一处住宅，准备抓捕一名地下党员。门刚打开，一个大花盆迎面砸来。沈醉躲过袭击后抓住了目标，眼看就要控制局面，屋内另一名女地下党员突然抄起木棍冲了出来。
她没有停顿，也没有退缩。
木棍迎头劈下，沈醉急忙把被捕者推到身前，自己借机闪避。棍子落在那名男子身上，女特工随即改变方向，横扫沈醉下盘。沈醉抬起右脚躲闪，棍梢却结结实实扫中了他的左腿。
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左腿先是麻木，随后疼痛逐渐加重。两个特务赶到后，将夫妻二人铐住，现场才被控制。沈醉没有交代这名女地下党员的姓名，也没有留下她后来命运的确切记录。
有意思的是，沈醉并未把这次受伤完全归咎于意外。他在文字中承认，自己带人上门抓捕，本就是一场强制行动。木棍打在腿上，既是搏斗结果，也说明被围捕者并没有束手就擒。
至于她是否受刑、是否遇害，现有材料没有足够依据作出肯定判断。历史写作最怕把推测当成事实。能够确认的是，这名女地下党员在极端危险的情形下选择反抗，并确实给沈醉造成了长期伤害。
沈醉一生留下不少回忆文字，其中有时带着特务生涯的炫耀，有时又流露出对往事的自嘲。他写那名坠楼的男子时，甚至引用“多行不义必自毙”来形容自己的遭遇。可那名男子连姓名都没有留下，只在沈醉的伤疤和文字里出现过一次。
一只被竹竿刺伤的眼睛，一条逢雨便痛的左腿，构成了沈醉特务生涯中极少见的另一面：那些被他追捕的人，并不是档案里冰冷的“对象”，而是会用花盆、木棍和身体去争取生路的人。
沈醉活到1996年，晚年留下了回忆录。至于与他搏斗的两名地下党员，姓名、籍贯以及牺牲经过，却大多湮没在当年的秘密行动中。能够被后人确认的，只有那几段来自敌手笔下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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