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反对者早警告：美国会陷入无休止战争，25年后全应验了

9·11遗产：25年间总统权力的扩张。自9·11事件以来，美国国会通过的战争授权法仍然有效，现如今，这一法律的适用范围已扩展到涉毒犯罪集团、移民，甚至美国媒体。25年前，本·拉登手下的19名恐怖分子发动了史上最致命的袭击，导致近3000人在纽约、五角大楼及宾夕法尼亚州的一片田野中丧生，死亡人数超过了珍珠港事件。

当天，美国人迅速将其与“耻辱日”相提并论，这种类比至今未消退。这种比较并不准确，因为珍珠港的袭击者是一个国家，而“基地”组织则是没有领土、没有军队的跨国网络。尽管如此，美国依然以国家间战争的方式回应，并制定了战争授权法。每当新的敌人出现，这部法律就被重新解释和应用。

9·11事件发生三天后，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法律，为“反恐战争”开绿灯。2001年9月14日，《使用军事力量授权书》几乎全票通过，仅有一票反对。宪法学者迈克尔·斯托克斯·保尔森指出，AUMF“几乎赋予总统全权，领导反恐战争”。总统可以动用军事及其他手段，对境外甚至境内的敌人采取行动；这些敌人由总统认定，行动的时间、范围和策略似乎都不受限制。

AUMF的直接后果，加上布什政府急于强硬回应的冲动，促成了2001年10月阿富汗战争的爆发。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则依赖另一个授权法，但延续了同样的逻辑：只要总统认定恐怖主义存在，就可以在任何地方采取行动，而恐怖主义的界定权在总统手中。

军事力量只是美国“无休止战争”的一部分。美国还建立了“非常规引渡”体系，将嫌疑人移交给人权记录不佳的国家，或关押在秘密监狱中。美国还构建了庞大的监控体系，其中一个项目记录了几乎所有在阿富汗拨打的电话。据德国《明镜周刊》等报道，该体系甚至监控了德国前总理安格拉·默克尔的手机。更严重的是，美国建立了酷刑体系，以获取情报、防止袭击再发生。共有780名男性被关押在关塔那摩湾监狱。

目前，关塔那摩湾仍有15名被拘人员：7人被起诉，2人已定罪，3人获准移交但仍未离开，另有3人未被指控，也无起诉可能。针对被控策划和资助9·11袭击者的死刑审判，因被告受酷刑影响，导致证据失效而陷入困境。该案审判定于2028年6月5日举行，距涉嫌犯罪已过去27年。其余14人在战争法框架下被无限期拘押，形式上披着司法程序的外衣。

2026年9月11日，9·11事件25周年纪念仪式在纽约9·11纪念馆举行。美国前总统乔·拜登、乔治·W·布什，纽约市前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和现任副总统J·D·万斯出席活动。巴拉克·奥巴马接手了一场早已决定的战争：战争授权已通过，被拘押者仍在羁押，各项计划在实施，先例已确立。他发现，拆除任何一个环节都要付出政治代价，而维持现状几乎没有成本。

不过，奥巴马确实在一些边缘环节作出调整。他强化了情报机构大规模监控的法律基础，并制定程序处理涉嫌恐怖主义者的审判。他保留了整个框架：大规模监控、无限期拘押和无人机行动。奥巴马扩大了无人机的使用，因此被称为“无人机总统”。

2011年，奥巴马依据布什政府2008年签署的协议从伊拉克撤军。批评者如埃玛·斯凯和阿里·赫德里指出，问题不在撤军时间表，而是美国对努里·马利基的支持；后者的教派主义为“伊斯兰国”的崛起创造了条件。尽管美国政府声称反恐战争实现了目标，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在伊拉克，布什政府的误判使什叶派掌权，尽管协商民主制度原本设计为各社群之间分配权力。

叙利亚内战演变为人道主义灾难。美国、俄罗斯、土耳其和伊朗——后者通过德黑兰支持的民兵组织——分别介入对立阵营；逊尼派反对派与极端组织之间的界限不断变化。阿富汗最终重新落入塔利班之手。塔利班的叛乱依托巴基斯坦的避风港得以存续和重组。唐纳德·特朗普的第一个任期没有打破这一模式，反而延续了它。他扩大了多个战区的空袭和特种作战，并放松了奥巴马政府设定的部分限制。

他向阿富汗楠格哈尔省投下美国库中威力最大的常规炸弹。2020年1月，他通过无人机袭击杀死伊朗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西姆·苏莱曼尼；苏莱曼尼负责德黑兰的军事和秘密行动。联合国特别报告员将此事定性为非法处决，该事件也令美国一度濒临与伊朗开战。美国政府援引总统作为三军统帅的宪法权力，以及2002年伊拉克战争授权法为行动辩护；后者原本旨在授权对萨达姆·侯赛因政权使用武力。

2021年，乔·拜登结束了对阿富汗的占领，这场美国史上最长的战争以屈辱方式收场。美国通过阿富汗安全部队基金投入约830亿美元，但这支部队在塔利班最后攻势面前迅速崩溃。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军事装备在美军撤离后留在阿富汗。最终，美国为一场实际上已输掉10年的战争耗费数万亿美元，却未能实现保障阿富汗妇女权利、在中亚维持盟友政府和建立反恐平台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