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一女医生撑起浙纵后方医院，条件至简，她竟力保40名伤员无虞

自从浙东游击纵队的“机动”、“灵活”部队进军天台山区开拓台属局面以来，国民党的所谓“国军”、地方部队就在我部队周围尾随不放。双方先后在双庙、地藏寺、马坑墩等处交锋了好几次。

这几次战斗都以敌人的惨败而结束，但我军也有少数同志献出了生命，部分同志挂彩负伤。由于条件的限制，部队里没有医生也很少药品，更没有固定的医院，许多伤员延误了归队的时间，忍受了不应有的痛苦，甚至继续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没几天，因战地救急需要，朱被派去随军救治伤员。吴秀贞被留在山阳负责医治少数从战场下来的伤员和病号。

随着医生的来到，中共浙东临委也从地下渠道搞到了一些简单的药品。有了医生与药品，中共浙东临委就在1948年12月委托李辉到山阳宣布成立浙东游击纵队后方医院，任命吴秀贞为医院院长。

后方医院刚建立时，院长还是一名光杆司令。吴医生除了照顾伤病员以外，常带些中草药给当地的山民看病。

在看病过程中，她发现当地群众大都嚼的是草根，睡的是草窝，有的甚至典妻卖子，生活苦不堪言。大寒天气降临高山头以后，许多衣不蔽体的山民冻得瑟瑟发抖，她动情地脱下留着自己体温的毛线衣，送给手脚冻得红肿麻木的山村妇女。

群众极度贫困的处境，使她感触很深，激起她自己掏钱去与山民一起吞咽又苦又涩的草叶、孟菜汤、白眼刺根。她下决心要磨练自己，让自己彻底地脱胎换骨，为拯救全中国穷人于苦海而无私地贡献一切。

1949年3月2日，第二次解放天台城的战斗中，我军牺牲了部分同志还抬下一批伤员。

3月3日深夜二更天的时候，吴医生突然被“砰砰砰”的敲门声惊醒。当她得知华峰外湖村已抬到了不少从打天台城前线下来的伤员时，就一骨碌溜下床来，立即披衣背起药箱跟上高擎篾黄灯的交通员就走。

从山阳到华峰外湖全是上岭落坡的羊㛐小道，道旁不是枯藤老树就是密不透风的剑草与荆棘。时值农历二月初头，月黑天低，加再任务急心里紧，吴医生不时被横在路上的朽木枝丫绊倒，撕破了衣衫，跌伤了手脚。但她一心想早点赶到伤员身边，并不把这些疼痛当回事。

好容易攀爬了一二十里的山岭，终于赶到了外湖村。只见一个长方形的小院内，在昏黄篾黄灯下，中堂、走廊上密密地躺着约有三四十名伤员。

跟部队一起行动的朱一民也已赶到外湖。吴医生在朱一民的配合下，挨个进行清创包扎处理。由于枪伤时间已过去一天多了，有的伤口上的肉色已经发紫并开始腐烂，因此不得不剪啊割啊地清掉，特别费力费时。

这夜恰逢天不作美，风雨交加，篾黄灯不时被吹灭，不得已只好换上昏暗的牛皮灯籠来代替无影灯。就这样在半明不暗的灰黄灯下足足干了三四个小时。

长时间地蹲下弯身操作，累得吴医生腿酸眼花。对当时的伤员来说，时间就是生命，为了抢时间，她哪顾得上伸腰歇息，几乎完全忘掉了自身伤口的刺骨疼痛。

伤员的伤口刚刚处理好，山下的“交通”送来情报，说有“情况”。于是又忙组织力量，抬起重伤员往深山冷岙搬去。往后好几天，几乎天天都是抬来抬去，东村住一宿，西村蹲一夜。

东峰联络站站长竺里平考虑到如此拉来拉去不是个办法，就与站里傅康龙商量，要找个比较安全的落脚地方。傅康龙想了个主意说：“有村庄的地方，不管山高路远敌人都可能骚扰到，不如暂时住到山里山的下深坑竹林里外洋坑边人留下的两个煮笋厂去。那边周围都是密密的竹园，敌人不容易发觉。”

站长听了点头同意，就由一两个群众带领，派遣部分干部一道赶到下深坑。众人打开关闭了将近一年的厂门一看，只见全是尘封网络，一股刺鼻的腐臭霉气直扑人面。到底人众手多，不消多少工夫就将上下笋厂打扫清爽，并安置好床铺、炉灶。接着，将游动在外的伤员转移到笋厂中来。

就在这时，当地山民在联络站的动员组织下，已将大镬、豆腐桶、碗筷、甑钵等用品送到了下笋厂。

仓促间，领导上就派护送伤员上山的陈谦暂在灶前执炊。山高林暗，夜幕提前降落到这两座山厂。吴医生与几个护理人员因不放心伤员的病情，就在上笋厂病人床前潮湿的地面上铺些柴草席地而眠。

早春天气，高山深夜特别寒冷，伤员不胜其寒。医生与几个护理人员纷纷匀出被头脱下衣衫加盖到伤员的身上去。有个护送伤员上山的同志将自己心爱的皮马甲也送了过去。

隔一天，东峰联络站动员山民徐大保来暂代炊事工作，抽出陈谦专管医院的后勤。

下深坑附近的山村里有位十五六岁的姑娘金春香与田岗岭的妇女徐花女、范惠香以及邱三响、邱康地等女青年，出于对“三五支队”的爱戴，主动跑来帮助医院做些洗衣服、洗被头、砍柴火一类的杂务工作。尤其是金春香，几乎每天早饭后都要跑来帮忙，一直坚持到轻伤员逐渐归队以后。

伤员被抬下火线时，为了抢时间急救，因来不及给脱衣服或因伤不便脱衣服，只得或剪或撕剥离，因此重伤员的衣裤几乎没有一个能够完整。重伤员陈渭富连条短裤衩也没有，光着屁股睡在病床上。吴医生看着不忍，检出自己的一条素花裤衩给他穿上。

于是，联络站急忙派人去市上买了一批布匹，请来两名裁缝师傅，做了几十套服装给伤员换上。又动员当地女青年胡小花、胡先冬等给伤员每人做了一双袜船、一双布鞋。

医院搬到下深坑后没几天，朱一民就陪伴出院的轻伤员归队去了。从此，全院的所有医务重担全压到吴医生的肩上。

吴医生年龄不大，却已是抗战时期的党员，从小受过革命的教育与熏陶，在她身上蕴蓄着燃不尽的革命动力。

她什么工作都揽到自己身上独立承担。检查病人伤口是她，处理伤口与换药是她，配方、打针是她，有时抹屎、端尿、洗绷带也亲自插手去干。一天到晚忙得团团转。自己身上、腿脚上的虫叮荆棘刺破的伤口化浓流血她顾不得，甚至连月经来潮渗到裤子外面了也没工夫去处理。一个白嫩红润的窈窕姑娘，不几天就变得蓬头垢面，瘦削不堪。

童曼琳看着日渐疲竭的吴医生，饱含泪水地说：“吴医师，你这样没日没夜没命地干，就是钢筋铁骨不好好深护也要被锈蚀个精光啊。况且你自家还创痕累累满身疮痍，你又舍不得吃半片药，如此下去怎顶得住呢？你不为自身想想也得为广大伤员想一想。如果你累倒了，这么多伤员的医治依靠谁呢？你糟踏自身，不就是糟踏革命的利益吗？”

虽然小吴当时口头上说“没关系，我腰板硬朗得很呢”，可童曼琳的这一席话，使她想到革命工作必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于是就着手培养护理人员以为帮手。

教材是吴医生临时编写的。内容有微生物、人体解剖、战地救护、伤口处理、药理、配药、换药、消毒、体检等。方法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讲解剖时没有图，就在老师身上指点，师生交互探摸。

讲到扎针，吴医生让学员先在自己身上试针，学员不忍心扎下去，她鼓励说：“勇敢一些！”绑扎绷带的练习也是如此。她还领大家下溪坑亲自洗绷带给大家看，边洗边讲洗绷带的要领。上课过后，接着就指导学员实习。

吴医生耐心地言传身教，自己一遍又一遍做样子给学员看，手把手地教学员操作。最后教育学员：爱护伤员是护理人员的天职，必须树立全心全意为伤员服务的观念。

医院搬到下深坑以后的一天中午，联络站突然送来消息说：“国民党兵来搜山了，大家赶快躲避！”这一下大家就忙开了。

首先是扑灭炉内烟火，然后凡能自己走动的伤员，让迅速往密林中钻。伤了腿脚的伤员自己挪动不得，急得吴医生搓手顿足，连呼“怎么办，怎么办”。

重伤员陈渭富坦然地对她说：“吴医师，请不要为我们焦急，我们自有办法保护自己。重伤员中张桂芳排长握有一枝25响快机，邢祥生副排长手里还有一枝三号驳壳，我还带着两颗手榴弹。两位排长是神枪手百发百中，我的一颗手榴弹准能‘报销’掉几个敌人。敌人都是怕死鬼，是无法胜过我们两枝驳壳的。就是敌人凶顽不肯退，我的最后一颗手榴弹也会成全我们的革命气节。吴医师！你放心领其他能走得的伤员躲避去吧！”

不管他怎么说，吴医生哪会丢下他们，还是组织工作人员艰难地抬着他们寻找更隐蔽的地方去躲避。

过了好长时间，联络站派人送来消息说：“敌人只出动了一下，已缩回去了。”大家才陆续回转茅厂。

此后又一天上午，联络站的消息又到了，说又有一批敌人进山了。不过通讯员说：“敌人是贼胆心虚，怕在这山沟里赔了老命，因为我天新工委下的天北武工队、‘小坚强’部队就活动在周边保护着你们，敌人也只能虚张声势而已。但为防万一，还是请你们小心一点，先把烟火熄了，作好随时走避的准备。”

果然，这次敌人到底没有过来。

上一次放出空气说要搜山，刚把头伸出一点又缩回去的是国民党台州独立营。这一次确确实实爬上了山的，是刚从塘沽败下来躲进天台的国民党220师（号称“长江”部队）。他们或穿军装或着便衣，疯狂地到处搜山抓捕游击队，后来风闻我北山有我后方医院，就妄想一口吞噬。

敌人原想只要一上山，扫荡几个“土八路”捣毁一所后方医院必然马到成功。不想一到寒风阙，就碰上了天北武工队的拦截，被一阵排枪吓得晕头转向。待他们清醒过来明白是怎么一会事时，我武工队已朝西南从容退去。

敌人气愤不过，用冲锋枪、手提机枪向对面山上乱扫，把林中树叶打得扑扑乱飞，然后一齐涌向武工队隐身的山头，但等他们呼哧呼哧地爬上去一看，哪有武工队影子。等敌人发觉被愚弄准备调头奔袭华峰时，日巳当头，时间不允许了。

此后，敌人曾数次蠢蠢欲动妄想再次上山骚扰，终因余悸未消，又摸不准医院的准确地点而作罢。

俗话说“有备无患”，为了警惕敌人可能的再次骚扰，医院里就进一步加强警戒工作，不分白天黑夜，一律轮流放哨。入夜，还与联络站约好进出的口令和回令。

为了彻底断了敌人的妄念，不久医院搬上了险要、隐蔽的龙潭，这下敌人是一点办法也没有了，但由于位置偏僻，吴医生他们的工作却更加辛苦了。